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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子所引先王之《书》与儒家之《书》关系考辨 墨子确实对《书》情有独钟。这可以从墨子与儒家、道家、法家著作引《书》的多少看出来，据笔者统计，《论语》引《书》10次，《孟子》引《书》29次，《荀子》引《书》25次，《管子》引《书》6次，《韩非子》引《书》7次，《庄子》引《书》3次，而《墨子》引《书》却多达43次。但我们认为墨家却没有自己独立传授的《书》本，亦未对《书》进行过弃周道而用夏政的《书》学改造，只是同其他诸子派别一样，对当时流传的《书》较为熟悉而已，墨子正是在其大量引《书》以用的过程中保存了《书》的本来面目，在传《书》之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墨子本人也未曾像孔子那样把《书》作为创派立说的源泉，故墨子的《书》学观亦主要体现在其援《书》入论以反驳他家一面。 在孔子、墨子时代，作为先王之教的《书》已经成为社会普遍依托的传统文化背景，孔子及其门弟子多有以《书》为学者，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书》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墨由儒出，墨家是否也同孔子及其门弟子一样，把《书》当作一种信仰对象，继承或发展了《书》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呢？ 墨家作为战国两大显学之一，其兴盛既在其门人弟子之众，亦在其流布地域之广。墨子之世，带领门人弟子，周游列国，虽未曾受到重用，然其学说却受到各国君主的欢迎，使得墨学得以在各地流传。墨子之后，活动于不同地区的墨家后学，由于受到当地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政治环境的影响，多少改变了宋鲁地区原始墨家的那种质朴坚韧作风，从而使得墨学的区域性特点更趋鲜明：楚墨行事“任侠”，将墨子所倡的侠义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秦墨“重法”，与法家思想有诸多相合之处，二者有合流的趋势，墨术亦成为秦立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墨受稷下学风影响，有“好辩”之气；而鲁宋之墨，本由儒出，在墨子之后，儒家成为这一地域的学术轴心，墨子重视《书》的传统逐渐被儒学所淹没。诸墨多沿着墨子致用思想发展，《韩非子·五蠹》篇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侠对举，侠当指的是墨侠。《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陆贾《新语·思务》篇说：“墨子之门多勇士。”几则文献均概括出了墨家学派的基本特征，墨子后学在诸雄争战中表现出了强盛的一面，但在架构学说理论上则远不如儒家后学，墨子的《书》学思想在墨家内部也未能沿着释古致用的方向有所发展，更谈不上更新或改造了。故说墨子推崇《书》并形成了其致用的《书》学观可以，但说墨家推崇《书》并形成了其致用的《书》学观则未必符合史实。 墨子应略晚于孔门弟子一辈，约活动在战国初期。这一时期，社会格局以及时代课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春秋时期以先儒一类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史官、乐正，包括儒家的开创者孔子在内，重点强调的是西周礼乐文化教化在调整士以上贵族之间关系的社会作用；而战国初期，战争频仍，争城夺地，杀人盈野，社会现实日益以获利为目的，儒家宣扬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教化思想，不免显得有些迂阔，而不被取代贵族阶级而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所看好。“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儒者墨子，正看到了儒家学说中的迂阔思想与时代课题要求相矛盾的弊病，“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提出了“背周道而用夏政”的新主张。“周道”即指西周以来所形成的以《诗》、《书》、《礼》、《乐》为核心的以古为训、目的重在调整贵族之间矛盾的王道文化传统，“夏政”则是以尧舜禅让强调整体和谐为轴心的以古为史、重在调整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矛盾以践行为特色的人本文化传统。无论是王道文化传统，还是人本文化传统，都反对以获利为目的的以争战杀伐为特点的新兴的王霸文化主张。战国初期的社会，正是在王道文化、人本文化与王霸文化三者兼存而又相互论争的文化格局中演进的。 从墨子“十论”的观点来看，墨子的各种主张均体现出致用践行的特色，具有强烈的致用目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将墨子的这一特色概括得更为全面，他说：“‘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凡事物必有所用，言论必可以行，然后为有价值”，从《墨子》一书来看，墨子是一位非常善于引经述典、援引他说的学者，墨子在《非命上》篇中提出的“三表”之首便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考《墨子》一书，不但大量征引了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们的事迹，而且也征引了桀、纣、幽、厉等暴君的劣迹，足见墨子对古代典籍的重视。墨子不仅称引《诗》、《书》，还称引过百国《春秋》，以及其它一些古书或俗语谣谚，而这些援引均是为宣扬其兼爱、非攻、尚同、尚贤等主张服务的，同样体现出了致用践行的鲜明特色。在墨子所援引的各类文献中，《书》最为特出，从其它文献称引《诗》、《书》的情况来看，称引《诗》者多，称引《书》者少，而独《墨子》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亦与墨子的致用主张有关，在墨子时代，《诗》与礼、乐是一体的，《诗》即是乐，墨子是非乐的，墨子对歌《诗》、诵《诗》、玹《诗》的各种应对举动是非常反感的，而《书》朴实简略，无空言以说教，多利于天鬼百姓人民，故墨子喜欢引《书》而少引《诗》。《书》在墨子看来仅是一种特殊的工具而已，虽然墨子也把《书》当作载记圣王之迹的经典，并对《书》非常熟悉且能随时称引其文本，但从致用目的看，《书》同百国《春秋》、俗语谣谚等一样，并没有什么差别，墨子并未有把《书》作为研究对象，也未从整体上对《书》进行过审视，只是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而已，这是其不同于儒家《书》学观的根本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