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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墨子《书》学观考论 墨子论及古代文献与《书》有关的有4则，这4则文献虽然不是专门论《书》，但从中亦可以寻觅出墨子的《书》学观。其中，一则涉及《书》一类文献的类分问题，一则涉及墨子对孔子博于《书》的态度，一则涉及墨子《书》教观点问题，一则涉及《书》的思想内容，四者均体现了墨子以《书》为史的致用《书》学观。 《墨子·非命上》有这样一段文本：“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子墨子言曰：‘吾尚未尽数。天下之良书，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三者是也。’”除《伪孔传》所云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将古代之书六分之外，此处是现存文献中最早对先王之书进行类分的文献，宪、刑、誓之三分，亦可以看作是墨家早期的文体类分，只不过墨子是从致用角度进行划分的，与典、谟、训、诰、誓、命之六分是有明显差别的，从中可以看出墨家与儒家关于《书》一类文献资料类分意识的不同。从《墨子》征引先王之书的篇名及文本，部分与今传《尚书》相同或相近的特点来看，墨子所分先王之书，理应包括儒家所传《书》的部分篇章，但从《墨子》征引先王之书的篇名及文本，部分与今传《尚书》不相同的特点来看，墨子所见之《书》，当与儒家之《书》有较大的差异。 《墨子·公孟》篇记载了儒者公孟子与墨子论及孔子的一段对话，据清代学者及近代学人考证，《公孟》篇为墨子弟子所记录的墨子语录及问答辞，所记墨子的言论是可信的。公孟子问子墨子：“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墨子是站在其致用观的层次上回答公孟子的，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其意是说，真正的智者是把尊天事鬼与爱人节用二者合二为一的，而不是像孔子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博于《诗》《书》、察于《礼》《乐》方面。单就《书》学而言，其意是指，仅仅博于《书》而不知将其与尊天事鬼、爱人节用联系起来，只能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并不能称为智者，更谈不上“为天子”了。由墨子此论可知，墨子本人并未有将博于《书》看作了不起，其本人多征引《书》以增强论辩力，仅仅是把《书》当作工具而已，此论与其着眼于致用的《书》学观是一致的。墨子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看作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在周秦时期首开轻视《诗》、《书》的先河，为周秦《书》学理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开辟了另一新径，孟子“全信《书》不如无《书》”，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等《书》学观点，是与墨子此《书》学思想相一致的。 《墨子·贵义》篇记载了墨子与弦唐子的一段对话：“子墨子南遊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矣。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而子何怪焉？’”此则文献非常重要，从中可以看出墨子的《书》教观，墨子“关中”载书甚多，并不是为了教授门徒，其教公尚过的“揣曲直而已”，对弦唐子所说的“同归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书也”，均说明墨子并未像孔子那样以《书》为教，而是像周公旦那样，载书是为了自读。此则文献亦是对那种认为墨家有自己版本的《书》在师徒之间传授的说法的有力反驳。 《墨子·明鬼下》有如下一段文本：“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数言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此则文献是墨子唯一论及《书》一类文献之内容的例证，在此文献之前，墨子例举《夏书》、《商书》、《周书》之文以证鬼神之有，此处是对上文的总括。故墨子此处的论《书》，并不是着意地对《书》之内容进行总括，而是在援《书》入论前提下的必然，从中亦可以看出墨子以《书》为史以入论的致用《书》学观。 总之，随着《书》传播的越来越深广，特别是儒家将之逐步推向“经”的地位，诸子对《书》由推崇，到疑问，再到批判，否定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如果从经学发展的角度而言，看轻《书》的传统始发端于墨子。墨子是在批驳儒家学说基础上创派立说的，墨子本人也并未像儒家那样把《书》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经典，而是将《书》当作同百国《春秋》一样的历史记载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