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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陈汉生(ChadHansen)都赞同莫卡德教授(Eske Mφllgaard)在“解读”实践过程上所持的比较正确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对特定文本的特定段落进行直接、持续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当然,莫卡德常常援引的伯纳德·佛雷(Ber-nard Faure)已经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解答。莫卡德认为我们越是理解一个文本,我们对文本不自觉地作出强制解读的危险也就越大,当然在这点上,莫卡德是正确的。如果我们用对文本的某一部分文本的预设来理解该文本的其他特别部分,从而抹煞了这部分文本的独特性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用这种强制的解读来处理中国古典文献特别让人担忧,因为中国古典文献非常复杂,有多个作者,文献彼此之间也经常相互借鉴。 虽然我们的解读确实具有局限性,但我们应该通过想象最大程度地来解释出其他文明的叙述性文本的诗意内涵———它所特有的无需任何媒介和参考的无解性。这么说,这样坚定地致力于特性是不是就足够了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放弃努力是可能的吗?甚至我们值得这样做吗?莫卡德认为,“我们无法理解单一(具体的而且是普遍的),是因为我们无法解读特殊的、独特的思想”。博尔赫斯(Borges)创造的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形象一下子闪入我的脑海———我们能不能真正地对特性进行“思考”呢?在莫卡德的评论中,他有时相信我们是能够做到的,他认为天真和无邪能让我们明确地接近特别文本,而不受我们自己文化的预设和伽达默尔式的偏见的影响,他也随时准备向我们推荐这一白板。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并没能保持一贯的态度。 事实上,莫卡德的其他建议———我们要像大陆哲学家那样,因为在他们那里“哲学的体系和历史维度是无法分割开来的”———似乎要鼓励我们学习他们的解释学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同时允许细节和解释的普遍化。我同意他的这一建议———在文化解读的方案中我们确实需要解释学的开放性。的确,培根(Bacon)的蜜蜂必须找到蚂蚁和蜘蛛之间的平衡点———培根的蚂蚁因为文本的特性而无助地迷失在对短语和意义的无尽探讨中,而培根的蜘蛛却总是在对上下文的概括中编织着纤细的网。 值得注意的是,在劝告我们放弃“哲学的解读”中国文本的过程中,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卡德建议用他自己的“哲学的解读”作为代替的办法———他公然诉诸大陆哲学。他似乎相信用大陆哲学进行解读,能够获得其他的哲学的方法无法达到的纯粹性。陈汉生已经指出,莫卡德委派庄子为莫卡德的“莫卡德是正确的,他们是错误的”的辩证法的拥护者,这么做与庄子对是非问题的关注相违背。确实,庄子的视域主义(在我看来,与相对主义截然不同)———认为我们要有开放的心灵的创造性态度,才能过上逍遥的生活———要求我们放弃使用任何这样绝对的、排外的词汇。 事实上,这些年来,郝大维(David Hall)和我与陈汉生一起,对中国哲学文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我们的选择性解读,从中我们获得了很大的乐趣。一直以来,我们在彼此的研究中相互学习和评价,以期获得更多的洞见。当然,陈汉生自认为是庄子,但我们认为他更像惠施。但是到了最后,就像《庄子》一书记载的那样,庄子和惠施之间互相启发的哲学关系,以及他们彼此感受到的对方的真诚和持久的影响,一定是这部多边的文本的最佳教导之一。在解读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纯粹性吗?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在《人论》中问道:“我们能够推论出什么?但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在我看来,他指的是,我们只能通过援用我们确实知道的东西来确知哪些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意味着跨文化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相似的进行着:每个传统必须在自己的资源中找到一个词汇,用它来重述另一传统的哲学和文化的遗产,这样的表达经常不怎么完美,但是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推理都能做到同样的适当。我们都知道,糟糕的比较是歪曲和文化屈尊的源源不绝的来源。用“基督教”甚至是“海德格尔”来对中国哲学进行的暴虐的和强加的解读,在比较的过程中对这两种传统都进行了歪曲,所以这不只是一次而是两次欺骗了读者。即便如此,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努力和想象来识别积极性的推理,以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用这样的方法作出合格而精确的推论,将新奇的文化观点介绍到我们的世界中,来丰富我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比起整体性的研究,我们更应该零散地、分解地进行推理。也就是说,当我们解读《中庸》(切中伦常)一书把人作为与天地并列的一个创造者来进行赞扬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与之相类似,怀特海(Whitehead)也强调恢复作为一个人的重要价值的“创造力”。同时,我们也要敏锐地意识到,怀特海借助上帝的原始本质以及这种本质所支撑的永恒实在的时候,在怀特海和中国古典变通的(渐进的)宇宙论之间的相关性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形而上学产生的遮蔽设置了一个真正的界限。我想这就是我们对哈恩·苏斯(Haun Saussy)拒绝“对比的哲学的类型学”态度的解答———也就是说,联想和比较都可以产生类推,我们都可以从这两种方式中学到东西。事实上,以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目的论作为参照,亚里士多德提倡集体实践的智慧以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这与传统儒家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用教化让心灵形成良好的习惯———产生了共鸣。我们应该对彼此之间的相似性进行谨慎地挑选和捡择———但这种挑选和捡择却是必须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