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因为写一篇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评论，所以又找来一批关于梁漱溟的书来看，包括最近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的话，他应该是个开明的人，所以梁漱溟上的是新式学堂——顺天学堂，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梁济对于这个乱哄哄的新世界充满了怀疑，所以在决定自杀的时候，他碰见梁漱溟的时候，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虽然那个时候，梁漱溟自己也充满了紧张和矛盾，但他还是回答：这个世界会漫漫好起来。不过，这个回答并没有阻止梁济先生投向积水潭。 陈寅恪先生相信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是殉“文化信念”，类似的意思也体现在陈独秀和梁启超等人对梁济先生的悼文中，我有时候想，这个文化信念是否可以更宽地想，也就是说，文化信念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化社会秩序，而是超越性的“民胞物与”的人格价值，也就是希望这个世界好起来的担负。但是在激烈的社会变动中，个体的人总是如此的无力，内心矛盾无所化解的时候，便只能结束自己，将这个疑问留给世界上的人。 在新式学校接受教育的梁漱溟同样有一颗敏感的心，所以很长的时间里他选择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佛教，但是当他接触到儒家思想的时候，他开始振作，开始相信儒家的理念。因为一篇佛教的文章，他被蔡元培聘到北大讲印度哲学，其实他自己知道，这方面并非他所长。所以教了几年他大概是得了神经衰弱症，因为他经常头痛，便提出辞职。 梁漱溟认为他不是一个弄学问的材料，理由是基础太差，他虽然接受新式教育，但是他并没有出国，所以洋文不行。同时他又没有受过专门的中国学问的熏陶，所以比起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弟子们，显得国学工夫不够。并说这是他离开学校的根本原因，但我觉得关键是他对中国当时的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所以他要深入到社会中去，用他自己的话说要"要接气"。 梁漱溟因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当时已经成为名人，这当然是他进入社会的重要因素，但是他选择进行乡村建设的原因是他局部抛弃了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观点。其核心点即认为，中国因为与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背景，因此西方的制度和文明虽然很好，但是我们却不能学。 他反思学习西方的过程说，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在军阀韩复榘等的支持下，他开始了长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 梁漱溟的具体措施我不在这里说了，相信看博客的人也不会对这些感兴趣。要提出的是毛泽东也看到了农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但他俩的根本区别是梁漱溟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而毛泽东则借用了西方的"阶级斗争"的理念，虽然梁漱溟坚信共产党不可能在乡村取得成功，但事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现在要回到标题，为什么说梁漱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因为这意味着后面的人是否能够被称为“儒家”。有些人可能会想到他在政协会议上＂抗颜＂或批评批孔时候的＂逆反＂，但我们从艾恺的几本书中并没有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什么样的人能称为儒家呢？从他跟梁漱溟的讨论中，大概可以这么说：（1）儒家必须是对自己的学说有信心的人，所以梁漱溟坚信中西文化是不同而不是不及，这一点在现在已经没有疑问，但在五四前后，属于“另类”．（2）儒家应该是行动家，而不是那些在书斋里寻章摘句的人。 不过艾恺似乎不知道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最后在中国人的循环时间观中，意味着新的开始，那么我们能否期待新的儒家呢，不是那些光说不练的人，而是“行动中的儒家”。这个表述是芮玛丽爱用的，有些同义反复，因为“不行动”的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儒家，而是儒家研究者。 来源：干春松的博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