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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日本接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科技和生产工艺的影响，其社会发展与中国密切相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接受中国影响的重要方面。 五世纪：儒学传入，加速日本文明进程 公元五世纪，中国儒学东传日本。据成书于公元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天皇15年(公元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到达日本，带去10卷《论语》和一卷《千字文》。712年的《古事记》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是中国儒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此后，中国儒学在日本逐渐传播，对其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进入七世纪，儒学在日本进一步传播，并开始浸入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这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形势密切相关。自六世纪后半期起，以部民制为特征的奴隶制行将崩溃，即将诞生的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上需要理论指导。摄政的圣德太子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用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来表示官吏等级的高低；次年，颁布作为各级官吏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以儒教伦理作为指导思想。如“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第一条)、 “群卿百僚，以礼为本”(第四条)、“信是本义，每事有信”(第九条)等，都是受到中国儒家君臣秩序与五伦观念的显著影响。尽管《十七条宪法》不是法律，但却构造了未来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则，为日后的大化改新所继承。 不仅如此，日本天皇年号也与中国儒家文化同出一辙。根据我国学者统计，自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约出自中国106部典籍。在这106部典籍中，儒家典籍就有《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孝经》、《周礼》、《孟子》、《论语》、《春秋左氏传》等。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长期是落后于‘中华’之国——中国的后进国，接着是落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后进国，所以它在能够创造出达到先进国水平的意识形态以前，必然要从先进国进行移植。”此语不虚。 七世纪：日本成为儒教徒的国度 七世纪中期，日本进入封建社会，儒学得到广泛发展，封建统治者试图从中找到可资统治的理论根据。儒学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人”是其主要特征。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进一步强调“以德行仁者王”。这一思想直接为孝德天皇 (597年～654年)所接受。他在即位不久的诏书中说：“当遵上古圣王之迹而治天下，复当有信可治天下。”“遵上古圣王之迹”，就是像尧、舜那样以德治天下，达到天下归心。日本在吸收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时，兼收了儒学思想中的“ 天命”观念，由这一思想衍生出天皇乃“神明”、日本乃“神州”、“大地之元首”的思想，直到十九世纪仍有很大的市场。 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加速了日本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儒学正是因社会的需要而被引进、传播与发展的。被视为儒家五种传统美德的仁慈、正义、礼仪、学识、信义，自然成为治国治民的利器。文武天皇时期，颁布《大宝律令》，将《周易》、《尚书》、《仪礼》、《礼记》、《毛诗》、《左传》、《孝经》、《论语》等，作为大学或国学的必修课程，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来推广儒学，使其辐射整个社会。从五世纪初开始，日本就从中国大陆输入儒学，在隋唐时代又从中国引进文物典章制度，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奈良时代，出现了儒佛合流，佛教与儒教一样具有温文尔雅、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但与佛教相比，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儒教，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 江户时代：儒学被异化为御用工具 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儒学受到异常推崇，达到儒学的极盛时代。一方面，它已显示出独特的社会功效；另一方面，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将儒家伦理作为巩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的思想武器。日本学者指出：“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对学术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作为从伦理上维护封建社会的学问的有效性。… …可以认为朱子学所代表的儒学取得了封建社会正统哲学的地位。”在道德伦理上，江户时代发展了儒家君贵臣卑、君尊民贱的思想，却阉割了儒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及“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基本思想，将其变成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在君臣关系上，表现为臣民对天皇与将军的绝对服从与忠诚；在士农工商的关系上，表现为四民的界限分明，等级森严，不能越雷池一步。实际统治日本长达260多年的德川家族，为维护统治，将儒学提高至法律的高度。朱子学派的代表、儒学者藤原星窝(1561年～1619年)应这个家族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之邀，为其讲授《贞观政要》和《大学》等课程，编纂四书、五经，名扬一时。 受到德川家康赏识的还有林罗山(1583年～1657年)。林氏对朱熹的《四书集注》有深刻的研究，对儒家的纲常礼教也有精湛的把握，强调儒家的伦常观念，特别是君臣、父子、夫妻“上下贵贱之义”的永恒性，进入幕府后专司文化、学问之事。他曾在京都开设学塾，讲授朱熹的《论语集注》，通过讲坛把儒学推向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林罗山的“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天人相关”和“忠效之教”的说教，对于维系“万世一系”的天皇法统、巩固将军地位和整齐国民风俗，起了很大作用。日本儒学倡导“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尽其分而已，无浸渎之患，则天下治”，“人有四等，曰士农工商，士以上劳心，农以下劳力，劳心者在上，劳力者在下，劳心者志广大而远虑，农以下劳力而自保而已，颠倒则天下小者不平，大者乱矣”。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冈吉亲自向下属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坚持达八年之久。可以说，他弟子盈门，名传国内，不乏应世之材。此外，伊藤仁斋1627年～1705年也对儒学有专深研究，他以设塾授徒，寻求“圣人之道”为己任，既开风气，又为人师，在京都执鞭讲学凡40年，受教者达3000人。德川时代儒学受到空前推崇，潜移默化地渗入政治、法律、道德、文学、哲学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成为德川幕府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川时期，统治者把儒家的纲常礼教应用于治世实践，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而使日本社会文化进入成熟的时代。 明治维新时期：儒家伦理被纳入经济范畴 日本对儒学的态度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发展过程。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全面接受欧美文化，儒学受到空前冲击，认为儒学“‘趋于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理虚谈之途’，是只顾拼命死记的无用的学问”。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是“半政治的学问”，与“人民同权”有着敌对的关系。此后日本开始根据实际需要对儒学斟酌损益，剖垢磨光。经过对儒学的改造与利用之后，日本逐步把儒家伦理中的合理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过程，直到20世纪60年代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又一个现代化成功的实例。可以说，日本现代化实现的过程，就是吸收与改造儒家伦理的过程。早在19世纪中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年～1864年)就倡导“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把东方思想与西洋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涩泽荣一(1840年～1931年)是将儒家伦理纳入经济增长过程的第一人，找到了传统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的结合点。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从理论上解决了儒家长期以来的重义轻利说，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 (武士道精神)与“商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把以往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新的伦理观。这一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整个经济机制的运行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快渗入工业、农业、贸易、畜牧、交通运输和金融等经济领域，在“义”的旗帜下追逐着经济效益。 战后：发挥社会修复与聚和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经济倒退了2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在战后国内一片狼藉当中，儒家思想以其温情主义的色彩出现，具有社会修复与聚和功能，渗入到战后的社会秩序恢复与经济管理当中，调节着国家与国民以及劳资间的关系，并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思想武器，支撑着人们勤奋而紧张地工作。不可否认，儒学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一直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在明治维新后失去独尊的地位时，也未从社会中完全消失。它的一套原则与思想一直为日本的决策层所沿用。虽说战后日本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但它保持了自己传统的东西，其企业组织结构、政策的规划与制定、劳动雇佣制度，工人与企业的关系等等，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不少企业把工人的意见纳入决策的过程，体现了儒家“虽有亲朋，不如仁人”、“民有德而五谷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和为贵”思想。在儒家伦理基础上达到的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