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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黄玉顺在《论集》中深化了对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生活儒学对形而上重建等问题的思考。生活儒学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以存在—生活为本源，重建形而上学。此一观点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质疑。《论集》收录了黄玉顺就学界同仁胡治洪、陈明提出的质疑和问题所作的回答。在回应中，黄玉顺回溯了西方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传统，指出“中国的‘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与西方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之间，虽然不存在观念实质上的等同性，但却存在着观念层级上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在古今中外，形而上学都是不可避免的。” 生活儒学之所以要破解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对其重建，是因为不管是西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还是孔孟以后、秦汉以来的儒学形而上学，都遗忘了存在，即在其理论构建中蔽塞了生活本源。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弊端随着人类生存方式导致的危机而凸显，因而建基于其上的形而下的伦理与制度规范也随之失效。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式微，我们必须对其反省、批判，这就必须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及“存在者何以可能”，就必须追溯形而上学是如何被奠基的问题。 黄玉顺在对生活儒学的渊源关系（生活本源 → 形而上学 → 形而下学）的阐述中明确指出：生活儒学绝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只是生活儒学的一个层级而已。“生活儒学所认定的真正的大本大源，绝不是什么形而上学，而是作为所有一切东西（包括形而上学）的源头活水的生活。” 这一思想突破了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基的观念，指出形而上学的源头是存在本身。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学，皆源于生活。这无疑将凝滞、僵化的传统形而上学置回到生活的本源。 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反思，既是对传统哲学与思维方式的一次清理，也是为后现代主义以来被解构的形而上学重新找回凭依；生活儒学对形而上学的建构，更是对传统儒家思想形而上层面建构的重新省思。此论题题旨重大，对其研究的深入有利于思维及认知方式的革新。本源于存在、生活的生活儒学形而上学如能建构成功，无疑将为21世纪人类思想史做出重要贡献。 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形而下学，是一种以“人”这个主体为本、通过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无尽攫取以确证主体性的一整套生存方式、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但是，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危机等问题的不断加剧，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弊端愈发明显。生活儒学渊源关系所指出的源于存在、生活本源的形而上学，同时生成形而下学，其意义格外重大。它不同于西方本体论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而是揭示出形而上学存在的大本大源。这一思想攻破了西方哲学一直以来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维模式，为形而上学重新找回其奠基的根源。同时，这一思想也为后现代主义将形而上学解构后产生的价值虚无困境提供了解决的可能，重新为“此在”的价值找到根据，对当代思想乃至信仰的建设意义尤为重大。 当然，就生活儒学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如何重建奠基于生活本源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并以其为依据实现儒学复兴，仍是生活儒学研究者下一步必须完成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 生活儒学对西方近代哲学中“认识论困境”难题所出了独有的回答。“认识论困境”是近代西方哲学试图以各种方式解决的一个难题。它的问题意识来自于我们如何确证事物是客观实在的。西方近代的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以“意识之外存而不论”的“不可知论”回避了这个问题；20世纪的现象学家胡塞尔将其表述为“内在意识不可能切中外在实在”。黄玉顺将其概括为：“内在意识如何可能‘确证’外在实在？即便我们承认了这个外在实在，我们的内在意识如何可能‘通达’这个外在实在？” 面对“认识论困境”，黄玉顺在论文《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以中西思想互照的方式给出自己的解答。 论者从人文社会学者普遍困扰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阐明文本的意义）引入，对这一观念所隐藏的“预设信念”（即文本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客观的意义）提出质疑，通过回顾西方阐释学史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呈现20世纪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点，从而给出西方现象学观念的平台，以此为思想论域，重新阐释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说。论者将“知人论世”所包含的三个要素（一是“颂其诗，读其书”，二是“知其人”，三是“论其世”）梳理成具有奠基关系的三个层次，并将其转化为三个对应的哲学问题：从“认识论困境”谈我们怎么可能理解客观的文本；从“交互主体性”角度谈怎么可能理解文本的作者；从生活本源看我们怎么可能理解作者的生活。作者在层层分析中指出：主观主义的历史观和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其实都是在“主-客”架构之下思考问题，而实际上历史并不在当下的生活之外，而就在当下的生活之中。由此导向一个更深刻的问题：“生活或存在本身究竟是如何涵摄了历史、文本、传统的”，进而从生活儒学角度给出了解答：“根本的原因是生活被我们对象化、存在者化了。在生活本身的层级上，原本没有所谓‘作者的生活’、‘读者的生活’。生活就是生活，如此而已。生活就是存在，而不是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乃至一切存在者本身，都是由生活所生成的。这是一切跨时间、跨空间的理解与解释之所以可能的渊源所在。而所谓‘作者的生活’和‘读者的生活’，不过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显现层级：生活本身显现为了某种存在者的存在，显现为了某种生活者的生活。” 此文突破了人们对任何文本都有一个客观意义的预设，解构了对文本的阐释就是对那个客观意义的揭示的传统观念，指出解释、阐释本身就是对文本意义的呈现，文本本身作为存在者的客观性，虽然不是可以任意解释的，但这里所说的“客观性”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客观性，而是存在本身的客观性。论者还指出，“歧义性本身就是一种客观性，而追本溯源，歧义性本身就是生活的显现。”因此，“注本身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如果没有这样的显现样式，文本本身也就不复存在” ，从而证明了人文工作者对文本阐释的价值和意义。 黄玉顺这篇论文中还提出了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对哲学阐释学的批判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继续深入思考，无疑会推动哲学的新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