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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书与葵花宝典

http://www.newdu.com 2017-11-23 语文报大学人文版2009年 佚名 参加讨论

    根据儒家一贯推行的“君子政治”的价值观,为了有效避免世俗伦理的不断礼崩乐坏,史官必须谨遵秉笔直书的职业操守。
    这种价值判断始于春秋时期晋国的史官董狐。《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敢怒而不敢言。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听忠言,反而对他动了杀机。先是派人刺杀未遂,随后又在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逃出国境。就在即将逃越边境时,喜闻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晋国太史董狐将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定性为“赵盾弑其君”。赵盾辩称国君是赵穿所杀,与他无关。董狐反诘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为了表彰董狐的“书法不隐”,孔子将他树立为史官楷模,赞誉他是“古之良史”。凭心而论,赵盾的弑君罪名得的太过冤枉,而董狐的良史美名又得的太过容易。相比于后世那些大一统王朝的集权制,在推行分封制的春秋时期,君主和士大夫之间存在势均力敌的权力制衡关系,可见荣膺史官的行业明星是一件相对简单而又安全的事情。当时的诸侯国君主尚且不具有绝对权力,言官和史官被杀的案例少之又少,更何况董狐因直书而得罪的赵盾连诸侯国君主都不是,自然不能把他怎么样。
    时过境迁,这位良史的汉代同行司马迁就不那么走运了。他还没来得及直书,仅仅在汉武帝面前为投降匈奴的李陵直言辩解了几句,就因触怒龙颜而身陷囹圄,发配给一群酷吏严刑审问。次年,汉武帝诛李陵全家,司马迁受牵连而被处以宫刑。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宫刑可谓是对男性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毁灭,没有任何一种刑法的羞辱性比宫刑更大的了,然而,司马迁正是在含羞忍辱中完成了他的历史巨著《太史公书》。
    司马迁的不幸遭遇无疑是以实际案例挑战着儒家价值观构建起的史官准则,也预示着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的言说困境——作为谈论现在的言官和记录过去的史官,不能出现违背最高权力者意志的言论。司马迁因为言语触怒统治者而被阉割,又因为阉割而发奋立言著史,一个身体不完整的知识分子竟然写出了一部看似完整的史书,这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象征。
    不论在什么政治体制下,掌执权力者都不喜欢那些异见分子,尤其在缺乏民主法制保障的封建政体中,异见分子必定会遭受程度不同的身体迫害。为了避免受到身体阉割,更为了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获得话语权,知识分子们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觉自愿地“思想阉割”。
    作为中华文明正史写作的源头,司马迁的阉人身份隐藏着耐人寻味的三重隐喻——身体阉割、思想阉割与书写阉割,它堪称是知识分子写作的葵花宝典。毫无疑问,权力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根据西方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即便是在一个总体上奉行男性霸权的社会中,从根本上说,也只允许存在一个男性形象的象征者,那就是最高权力者。其他男性只有通过祛除自身的男性标志,才得以接近最高统治者,并且只有获得他的指认后才能拥有权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太监制度。在最接近帝王生活的后宫,除了皇帝本人以外,不允许有任何男性存在,为了照料后宫妃嫔与皇帝的起居,太监作为一种服务性人员登上了政治舞台。
    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江湖霸主的宝座受到万众景仰,不论黑道白道,它是人人都觊觎的猎物。武功秘籍《葵花宝典》的入门指南中明确表示——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凭借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自我阉割精神,东方不败迅速独霸武林。
    文坛犹如武林,同样遵循着“有舍才有得”的思路,只有先当受害人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阉人与其说是社会身份,毋宁说是社会身份的象征,祛除了男性性征的阉人在男权社会中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获得了某种隐秘的权力。在此意义上,宦官和官宦的微妙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通过身体阉割的途径进入政治中心乃至于权力者的私人生活,后者则经过了思想阉割后,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统一,并且因此而获得权力逻辑的认同,最终荣获王朝首领钦定的书写霸权。
    遗憾的是,不论是身体阉割还是思想阉割,它所塑造出的不完整和缺乏独立性的主体绝对无法言说出完整的历史。换言之,书写阉割是身体阉割与思想阉割的必然结果。梁启超视“二十四史”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张岱在评论《明史》时更是直言不讳地认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从此可见,经过阉割后,历史已变得残缺不全、面目全非。
    这倒是令我想起了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理论,海登·怀特等历史学家就认为,真正的历史只存在于束之高阁的档案里,任何被书写的历史都是一种叙事。因此,我时常将史书当作纪实文学来阅读,而阅读快感则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那些比《山海经》还充满想象力的段落(譬如《史记》中的“刘邦斩白蛇”),还有一个是由于政治不正确被有关部门责令删节的段落(譬如《明史》中燕王朱棣弑君的段落写得言辞闪烁)。
    作者介绍
    刘旭俊,一九八五年生,诗人、青年批评家,现为同济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曾在多家媒体发表文化批评及文化随笔。其专栏“东写西读”将通过西方的文史哲理论,来阐释中国的传统文化﹙民间故事、历史、诗词小说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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