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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如此，当然不够，因为我们还要从世俗生活本身的改善去下手。重新在婚、丧、祭、生活起居、应对进退、饮食男女各方面，恢复礼之精神。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儒者之学，本来是上下一贯的，故孔子论仁，辄在视听言动合不合礼之处说。荀子常说礼本于“太一”，而行于饮食衣冠应对进退之间，也是这个意思。但后世儒家越来越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部分，仅在道、仁、心、性上考诠辨析，忽略了视听言动食衣住行等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部分。又误读孟子“小体”“大体”“从其小体为小人”之说，以耳目形色为小体、以心性为大体，不断强调人应立其大体，批评注意形色小体者为小人。于是儒学越来越成为一种高谈心性道理，而在生活上无从表现的学问。 其实孟子教人勿仅顺从牵就小体，就如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不足与议也”。是说只懂得衣食享受的人，不能入道。但不是说要入道便必须敝衣粗食，更不是说志于道者便不能讲究衣食，否则孔子自己怎么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呢？道器一体，大体小体也是合一的。人有其形、亦有其天性，尽性即是践形，所以视听言动合于礼 便是仁。“由是言之，则大体固行乎小体之中，而小体不足以为大体之累。特从小体者失其大而成乎小，则所从小有害于大耳”（王船山《四书大全说》卷十·尽心上之廿）。 践形，指人在形色上体现实践出心性修养。因此，养心之效亦即征见于其形体上，养心与养性乃是同一件事。后世儒者偏于论心谈性，种在养其大体，刺刺不休，却于践形之说颇多忽略，更鄙视小体之养。无怪乎王船山要藉着批评佛家来指桑骂槐了。船山之说云： 若教人养其大者，便不养其小者，正是佛氏真赃实据。双峰于此分别破明，其功伟矣。佛氏说甘食是填饥疮、悦色是蒸砂作饭，只要败坏者躯命。乃不知此固天性之形色而有则之物，亦何害于心耶？唯小体不能为大体之害，故养大者不必弃小者。若小体便害大体，则是才有人身，便不能为圣贤矣。所以释氏说此身为业海，不净合成，分段生死，到极处只是褊躁忿戾，要灭却始甘休，则甚矣其劣而狂也。（同上·卷十，告子上之廿四） 后世不敢谈馔之道，不敢欣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空说礼义，而于生活又无法安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却不能游于艺；通经博古、考释礼仪，老而弗倦，却不能在生活上体现礼乐之美。僵化枯槁的生命，反而使其所谓的礼教，也令人觉得索索无生气，只是一堆旧形式、老规矩；甚至于使人担心其目的就是要限制“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而不是要养人之欲，更没有人相信此类礼教也能养人之小体。船山谓此类人“只是褊躁忿戾，其劣而狂也”，确实不错。明清以来，社会上许多反礼教、反道学的气氛与言论，均系由此激生出来的。 现在，我们若要改变以往的错误，重新建立人文世界的生活美感，当然就要重新去体会仲尼闲居、鼓瑟舞雩之类的礼乐态度。恢复早期儒家重视礼乐、重视人文习俗之美的做法。 那么，如何追求习俗生活美呢？生活美的追求，是通于两端的，一端系在世俗生活的层面，饮食男女、食衣住行、生老病死这一些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上；另一端则系在超越层，要追求到美与价值。若只流湎于世俗说欲望的驰逐与享乐，将逐物而流，享受了生活，却丢失了生命。若仅强调美与价值，生命亦将无所挂搭，无法体现于视听言动之间。故礼乐文明，是即饮食男女以通大道的。道在饮食男女、屎尿稗稊之间，成“不离世而超脱”的形态。而此即为儒家之特色，故它不是超尘避俗的出世哲学，也非欲至彼岸天国之教，它对具体世俗生活，如饮食、衣饰、视听言动、进退揖让，正是为了将世俗生活调理之以成善的。 儒家注重饮食这种日常生活，并由此发展出礼及各种典章制度，显示了儒家所谓的礼，与“法”的性质甚为不同。礼与法同样是要对人生社会提供一套秩序、规范、让人遵守。但礼不是法。法不论来自习惯或契约，它都是对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但礼的核心不是权利与义务问题，而是情。礼乃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人有饮食之情，故有婚嫁之礼。法律能规范人该怎么吃吗？能叫我们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吗？法不能，只有礼能。 因此，法是政治性的概念，礼却是生活性的概念。对于像家居生活之类，不与他人或公众发生权利义务关联者，后世编了许多《文公家礼》《司马温公家仪》等书刊，来发挥《礼记·内则》的说法。由《礼记·月令》逐渐扩大，而影响民众整体生活的农民历，更几乎是家家有之。法律是不能如此的。 我们要知道：工业革命后的现代社会，与古代的礼乐文明之间，有一个截然异趣的转变。“礼文化”便成了“法文化”，凡事讲礼的社会，逐渐以法律来规范并认知人的行为。生活种的具体性，变成了法律形式的抽象性存在。一个人行为是否正常，非依其是否合乎道德、礼俗，而是依其是否合乎法律条文及行事程序而定。即使劣迹昭著，若法律所未规定，仍然只能判其“无罪”。同时，人与人相处，不再以其位置来发展人我对应关系，乃是依一套独立自主、且自具内在逻辑的法律体总来运作。老师与学生、父执与晚辈，和莫不相干的人之间，用的是同一套普遍性的法律标准，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不同。因此，“义者，宜矣”，在礼文化中，凡事讲究适当合宜的态度，亦已改为法律规范下的权益观念。诸如此类，“礼/法”“义/权利”“实质理性/形式理性”，都显示了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的征象。现代社会中，师儒礼生日少，律师司法人员日夥，即以此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