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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语言文字发展的滞后是一种普遍现象。《易传》中就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话。后世的学者也无不对此有所体验。如庄子《秋水》中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者，不期粗精焉。” 庄子《天道》中又说：“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中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中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 至于现在的世界，又有哪一门学问不在苦心孤诣地创造着它自己的特殊词语呢？而这些词语对于要走进这门知识大门的人来说，谁又不是竭尽力气才能跨入的呢？ 所以，文王、周公在记载用六爻卦做为其符号的思维成果时，只能用极其简练而又十分难懂的词语留下一些典型形象。作为对成千上万年发展下来的思维方法的传授，这实在是十分珍贵的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论对他们怎样崇拜、敬仰、歌颂都不过分。但是，这里也确实给历史留下了疑难，因为，它没有明确说出运用太极分两仪进行思维的详细过程与法则；同时，卦爻词的形象和简练给解释留下了多样的可能性。 《易经》是公元前五世纪初期孔子根据鲁国典籍及他能得到的其他典籍整理而成的，其主要根据是《周易》。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两种易的散失，另一方面是特别推崇周文化的孔子的选择。我们应该相信，孔子整理的六十四卦的卦爻词大致能表现《周易》的原貌。 现传《易经》相对于《周易》，多了《易传》部分。而这个《易传》与帛书易传也有很多不同，从内容来看，《易传》的作者不只一人，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记入的“古之遗言”，一部分是孔子所作。恐怕更多的是出自孔子同时代的其他儒者或后儒之手。不管怎么说，所谓“十翼”的《易传》，是把儒家的思想和主张都用《周易》的形式做了阐释。不是《周易》凭此翼而飞，而是给儒学插上了“易”的翅膀。 对于《十翼》的哪一部分是出于孔子之手，哪一部分出于汉和汉以前的后儒之手，这里我们不去详细加以考究，因为这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影响不大。我们要说明的是《十翼》把儒家的思想和主张全部用周易的形式做了阐释，并在进行阐释时把“易”变成了儒家的专利。 儒家学说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经世理论，它的目的在于使社会和谐，手段则是“礼、智、信”。《十翼》把这些内容与乾道、坤道结合起来，并且以儒家的善恶是非来作为判断吉凶悔吝的标准，使其内容和周易进行了全面融合。 关于儒家把自己的学说全面融入“易”的是非功过的评说，不是本书的任务，那要由历史学家们来研究。我们需要说明并且感到遗憾的是《十翼》成了后代儒家将儒学发展成儒教的开端，特别是到董仲舒宣扬“天人合一”后，儒学就完全成了儒教。《易经》也被当成了“以神道设教”的书。特别是《十翼》中有“大衍之数五十”那一段，这就使后来的人进一步把《易经》和卜筮关联了起来。这一段到宋代又被朱熹加以整理写成了完整的《筮仪》，以至于从此又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占卜方法来。 把易、儒和卜筮连起来，这是易的灾难，也是儒的不幸。前面提到的苏洵的《易论》就是这种不幸的证据，就是说它使儒学变成了儒教，表现出一种欺骗性。对于一种学说来说能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我们知道，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是连“易”也被当成洗脚水泼掉了的。 二、易和卜筮 关于易和卜筮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主流的说法是，《周易》是一部讲卜筮的书，有人更干脆说《周易》是卜辞汇编。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说《周易》是易思维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卜辞记录的汇编。 关于易和卜筮的关系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孔子，因为是孔子把《周易》整理为《易经》的，然而对《周易》是卜筮书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恰恰就是孔子。 孔子年轻时一直对被认为是讲卜筮的《周易》很冷淡，因为他忌言“怪力乱神”，直到五十岁以后才开始对“易”注意起来。而且对“易”一直有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产生的根源正在于《易》的使用方法。这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中的几段话可以说明，现将这几段话抄录于后：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蔡（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罕），唯周梁山之占也，其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 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从上面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晚年是对《易》下了很大功夫的。不过，孔子却拨开了《易》表面的卜筮现象，而将研究的目光盯在其中的“数”上，而孔子所说的“数”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寻求和把握，这不同于后世某些研《易》者把“数”当成“数字学”的那种解释。这就是孔子说的“幽赞而达乎数”。他要基于这个“数”去形成自已的德（心得并见诸行为）和理想，即所谓“明数而达乎德”。然后，孔子还要把这种研究的心得和理想与自已的仁义思想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易》中去找到自己“仁义”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不是找到《易》中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赞而不达于数”，那就成了巫术，是一种妄说；如果不能把《易》所蕴含的规律性的东西形成自已的心得和理念（德），那就像是“史”，是史官记下的一些零乱虚伪的表面现象，（孔子《论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而对于史、巫们所用的“卜筮”那一套，孔子是不相信的，所以他“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 尽管孔子这样说，他还是受到弟子子贡的质问：“你不相信易的用法，而喜欢它里面的话，那么你把它的用法靠给别人了，这样行吗？” 孔子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留下了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帛书《易传》中留下了他这样的一段话：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好一个“同涂而殊归”！孔子在这里明确强调他研究运用《周易》时，并没有完全接受当时现成的观点，而是有着慎重而大胆的扬弃。他抛弃了卜筮！ 好一个“祝巫卜筮其后乎！”这里孔子提出了“祝巫卜筮”那一套不是《易》本身的方法，是后人强加给《易》的错误的使用方法。这说明孔子不仅思考了《周易》使用方法不是什么，而且对《周易》的使用方法到底是什么也有着很深的思考。这个“其后乎”是一个了不起的猜想，应该郑重地为它命名为“孔仲尼猜想”，其意义毫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假说。 孔子的功劳还不仅在于他提出了这个“孔仲尼猜想”。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论述。至于他利用卦爻辞来阐释儒学要义的实践，更使我们看到他的猜想已经接近被他自已破解了。换句话说：“孔仲尼猜想”的提出距离认识卦爻符号与卦爻辞的正确联系，只有一步之遥了。 很可惜，后儒多没有注意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于易乎”的遗憾，更没有注意回答“孔仲尼猜想”，以致于累累陷入卜筮之泥沼或沉湎于不间断的无穷的辗转注疏之中。 下面我们再列出几条理由来说明《周易》不是卜辞的汇编。 第一、易和卜筮的发展确实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如果把先秦之《易》按照前面说的分成四个阶段的话，卜筮对《易》的利用是第三个阶段内的事情，而前面的两个阶段时间要长得多。如前面的引文，秦广忱先生也把《易》被卜筮利用定为从“文王周公之易”开始，大致是不错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