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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可以说，毛泽东对司马迁这句名言的解释已经深入人心了，世人对《报任安书》中这句名言一般也是这么理解的。 然而，笔者仔细考察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相关内容，以及古人对这句名言的理解，发现这一解释非但不是司马迁本意，甚至其指称的内容几乎与司马迁本意完全相反。 《报任安书》乃司马迁借答复任安之机，为抒发长期郁积于胸之愤懑、及表达其为完成《史记》而隐忍求生之顽强意志而作。信中用很大篇幅专门解释为何自己遭受下狱与宫刑之惨辱却不自杀。因为汉代惯例，大臣如遭皇帝严谴或下狱，为了维护尊严、不受侮辱，大多会在下狱前自杀，最著名的如张汤、萧望之、杨震等等。司马迁在信中字字泣血地控诉了腐刑（即宫刑，据说人遭受宫刑之后会腐臭，故名）这一“极刑”（极端侮辱人格之刑）对其身心伤害之惨烈。按理说，司马迁应该在下狱之前自杀，以免遭受奇耻大辱。何况他既没有父母妻儿之牵挂，也并非贪生怕死之辈，用他自己的话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报任安书》）奴仆婢妾尚能自杀，难道太史公连他们都不如？ 当然不是。司马迁说他之所以选择受辱而不自杀，是因为他向来就确立了一个观念：“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这就是说，人总是免不了一死，但要怎么对待死亡呢？在不同的情况下，要采取不同的态度：有时候要把死当作像泰山一样神圣庄重的事情来对待，不能轻易就死，必须妥善保全性命；有时候要把死当作鸿毛一样简单轻易的事情，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死，丝毫不必吝惜或顾忌畏葸。 显然，司马迁选择了前者，把死看得比泰山还要重大，不能轻易为之，因为《史记》这部鸿篇巨著尚未完成，如果他中途自杀，必定前功尽弃。他忍一时之辱，而重万世之名，故而隐忍求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又举了许多伟人名人受辱受困却又永垂不朽的例子以自勉：文王被拘演《周易》、孔子受厄作《春秋》、屈原遭逐写《离骚》、左丘失明撰《国语》、孙膑膑脚著兵法、不韦迁蜀传《吕览》、韩非囚秦著奇书。以司马迁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他最能体会这些先贤的苦心孤诣，并与他们产生深深的共鸣。他自己也说，只要能完成《史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就算是死一万次都无怨无悔。然而，这种想法只“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何为智者？忍辱负重以完成伟业之人也；何为俗人？不堪受辱及早自裁之人也。 可见，“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句话就司马迁之本意所指而言，恰恰与通俗解释相反。司马迁并不是讲死亡的意义或价值，而是讲对待死亡本身的态度：如果认为不值得死，死就重于泰山，那就必须忍辱负重；如果认为值得去死，死就轻于鸿毛，那就可以勇敢献身。用司马迁的话说，前者是“重其死”，后者是“不重其死”。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中，记述了季布与栾布对待死亡的两种不同态度，正好与司马迁提倡的生死观相对应。季布原为楚将，为人使气任侠，素有“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之美誉，成语“一诺千金”即出此。他在以勇猛著称的项羽军中都能勇冠三军，屡屡斩将搴旗，楚汉之争中多次逼得刘邦陷入窘境。项羽败亡后，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季布剃去头发、以铁圈束颈（髡钳）、穿粗布衣（衣褐）、卖身为奴，后来刘邦赦免了他，成为汉之名将。司马迁说：季布勇冠楚军，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对于季布这样的壮士“摧刚为柔”之举，司马迁称叹不已，认为“贤者诚重其死”。 栾布与彭越为贫贱之交，曾被人卖到燕地为奴，后为燕王臧荼将领，臧荼叛汉失败后，栾布成了俘虏。此时彭越已被刘邦封为梁王，闻知此事，便向刘邦求情，将其赎回并任命为梁大夫。后来刘邦以谋反罪杀彭越，枭首示众，并下令：“有敢收视者，辄捕之！”栾布刚出使返回，便在彭越头颅下汇报工作，一边祭拜一边痛哭。栾布被抓后，刘邦要烹杀他，他走向汤镬时义责刘邦，为彭越仗义执言。对于栾布视死如归的壮举，司马迁也是赞叹有加：“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季布视死重如泰山，隐忍待时；栾布视死轻如鸿毛，慷慨赴难。这两种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都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赞赏，认为都是“知死”，都是善于“处死”（对待死亡），可谓各得其所，因此《史记》将二人合为一传。清代朱轼借此评论汉末名臣王允：“论曰：太史公赞季布曰：‘贤者诚重其死。’至栾布则曰：‘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一篇之中先后互异，何欤？自古皆有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得其所而已。当宦竖诬害之时，诸君子咸劝（王）允自裁，而（王允）宁甘楚辱，至转侧逃亡，仅得以免。及（李）傕（郭）汜称兵犯阙，意气凶凶，虽吕布之勇犹先时遁去，独（王）允毅然不回，以死殉国。其始不为婢妾贱人感慨无复之之态，其后复不为庸夫懦子全躯保妻子之行，可谓得死所矣。贤者固不可测，曩之委曲周全者，乃爱其死以有待也。”（《史传三编》卷十六，名臣传八）朱轼这个评论将根据司马迁之原意运用到王允身上。 宋代宗晓所编《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五《慧照法师跋前往复书》中，也有对司马迁此言之正解：“人之死，有重过泰山，有轻如鸿毛，盖推义所适。比干之于商、伍员之于吴、纪信之于汉，激于爱国救主，故轻死如鸿毛；管仲之就拘、曾子之避寇、子房（即张良）之藏匿，抱乎智深志远，故重死如泰山。” 元代名臣张养浩所著《风宪忠告》第十篇“全节”中，对司马迁此言也有非常精辟且符合原意的理解：“人之有死，犹昼之必夜、暑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讶。第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则其为死也大，身虽没而名不没焉。太史公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非其义则不死，所谓重于泰山者；如其义则一切无所顾，所谓轻于鸿毛也。” 论证至此，足见毛泽东的解释并非司马迁原意。那么，是毛泽东错了吗？不是。因为汉语的词汇、成语、名言警句在流传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与原义不同的引申义，这种现象非常常见。比如“望梅止渴”，原义是指因为梅子酸，人想着吃梅子就会分泌唾液，于是止渴，但后人多用其引申义，比喻愿望无法实现，用空想安慰自己；“提纲”原义是提着网的总绳子，后人基本都用其引申义，指事物的关键部分或事理的要领。司马迁此言在流传过程中也出现了引申义。为何在不同情势下对待死亡要采取不同态度？显然是因为死亡对个人而言有值不值当的问题。所谓值不值当，即就其价值、意义而言，于是从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便引申出死亡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和价值。就笔者所掌握之资料而言，自明清以降，此引申义已逐渐为众人广泛使用。 例如明代徐枋《故赠大理安甫陆公遗像赞并序》曰：“若夫退休林下、不绾军国之柄，而骤更世变，死系纲常；暨身未离乎士林，非有拾遗补阙之责，而抗直不挠，卒触邪指侫以死；此其死也，重于泰山，千古为烈，成仁取义，又何愧乎？”（《居易堂集》卷十九）此处“重于泰山”即指死亡之意义。又如清代杨雍建《三山禅师衣钵塔铭》曰：“吾儒之言曰：生寄死归。故士君子当纲常名教之系，见危授命，所称死有重于泰山者，言其义而已。其视死如归之概，早已脱然于胸中。”（《普陀洛迦新志》卷七“营建门”）此处义同上例。 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末清初之黎元宽在《吴忠节公年谱序》写道：“刘梦得尝言：张（巡）许（远）二公，天赞其心并之守死善道。向若救至身存，不过一仆射止耳，（张）巡（许）远之名焉得以光千古？呜呼！此诚所谓死重于泰山者也。”（《进贤堂稿》卷一）另一清代大臣兼学者彭启丰在《宋丞相陆公祠堂碑》亦曰：“余尝论千古亡国之惨，莫过南宋，而人才之盛亦莫逾南宋。文信国（文天祥）、张越国（张世杰）及公（陆秀夫），三人者忠义奋发，感天地、泣鬼神，向使非大命之讫，即艰难屯塞，何事不可济？乃托足海航，沦胥以殉。曾子云：临大节而不可夺；史迁云：死或重于泰山；其是谓欤？”（《芝庭文稿》卷四）可见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司马迁名言之引申义已在士大夫中间流行。 当然，此引申义不止在上层士大夫中流行，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所喜爱的俗文学作者，也广泛加以运用。例如清末侠义小说之代表性作品《七剑十三侠》第三十回中，“鸣皋道：‘万一有人看破，我情愿一死。’云阳生把手摇道：‘此话休提。此死轻如鸿毛，大丈夫一死当如泰山。徐兄究竟未能免俗。’”清末另一侠义小说《三侠剑》第四回写道：“从古来忠臣孝子，气节之士，没有一位不寿终正寝的，或有直谏招祸、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士，亦必流芳千古，名垂千秋。死或轻于鸿毛，死或重于泰山，做臭贼的死了，叫人家骂贼父贼母贼子贼妻。”成书于光绪年间的《续济公传》第六十回中，“冯志坚道：‘你这性命，真可谓轻如鸿毛，为这点事寻死，也未免太不值。’” 最有意思的是同一书中两次使用司马迁名言，却各用其本义与引申义。成书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第三回中写苏全忠被擒后立而不跪，“厉声大骂曰：‘要杀就杀，何必作此威福！我苏全忠视死轻如鸿毛，……但恨不能生啖你等之肉耳！’”同书第六回中写纣王设炮烙处死梅伯，“梅伯听言，大叫，骂曰：‘昏君！梅伯死轻如鸿毛，有何惜哉？……只是可怜成汤天下，丧于昏君之手！’”前者视死轻如鸿毛是指态度，后者死轻如鸿毛是指价值意义。 结合上述清代引申义之流行，《封神演义》这一特殊现象或许可以说明，最迟在明代（或许更早）人们对司马迁名言的理解就已经有了引申义，并且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引申义。由于使用引申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特别是俗文学的传播面和影响面更大，于是使用引申义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其本义反被掩盖，久而久之，本义也就湮没了。民国以后人们基本上都用其引申义，例如著名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专家詹锳（生于1916年，1940年代曾为诸生讲授《文心雕龙》）在注解《文心雕龙》时干脆就说：“至于放大与缩小夸饰，对比映衬，交替用者，亦在在有之。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一言其重，一言其轻，以见人死之声价悬殊。”（《文心雕龙义证》卷八）声价者，声誉与价值也。 笔者认为，如果只是单独针对司马迁这句名言，那么一般人只要知道通俗解释即可，不必苛求。然而，《报任安书》已列入中学语文必修课，但目前中学课本的解释均是通俗解释，对于教书育人者而言，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司马迁的思想，窃以为应该向学生讲明司马迁的原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