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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约瑟夫·奈是我很熟的朋友。我讲的这个文化能力不是简单的软实力。因为文化能力最基本的就是文史哲，这是中国的老传统。所谓“文史哲”就是要有历史的记忆，美国现在很担忧他们的文化认同，最近有一本书叫做《Whoarewe?》，就是担心美国的文化认同，尤其是担心西班牙语系对美国英文的冲击。我们都认为英文在美国的力量越来越大，但实际上美国加州将来50%人口的母语是西班牙语，如果再加上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州，说西班牙语的人口就更多了，且他们与英语世界间的矛盾越来越厉害。美国的这些弱势群体很多都是非法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历史的记忆、哲学的反思以及一般的通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仅仅依靠科技能力，这个社会能够平稳发展吗？ 再有，除了物质条件还有所谓精神价值的问题。如果在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文化能力(culturecompetence)、道德智力(ethicalintelligence)和精神价值(spiritualvalues)这些方面全不注意， 必然会造成现在面临的困境，即商业大潮。 台湾是个很好的例子。台湾在1988年下半年完全解禁、充分开放。从那时起，所有比较好的杂志，像《文星》、《南方》这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全部死掉，兴起来的是娱乐、高尔夫、网球、饮食类的，这些杂志印刷非常漂亮但内容非常贫乏。所以，有人说政治高压会使人文窒息，但市场的腐蚀力量比政治高压更迅猛，政治高压还培养出一些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但被商业大潮软化以后，几乎大家都是无力量。当然大陆不同，现在还有很多高水平的报刊杂志。 《21世纪》：一般印象中的杜维明是一个新儒家的代表，您认同这样的标签吗？为什么？ 杜维明：我基本上不太认同。你想想看，有没有新基督教？新伊斯兰教？一般来讲，文化传统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各个不同的时代。中国的儒学有三个很重要的时代，我曾经讲过“三期”。第一是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变成中国的中原文化；然后是11世纪的宋代，儒学从中国的中原文化的主流，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在鸦片战争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没落。现在有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期发展的可能？如果有，它不可能停留在中国或东亚，而是一定要进入世界。 新儒家这个名词在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的。1987年有一个非常大的研究计划，叫做“研究海外新儒家”，由方克立先生主持，18个院校、47名学者参加，研究对象是十个人。 我认为儒家的转化经过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个是西化阶段，一个是现代化阶段。所谓西化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建国(1919—1949)这30年，代表人物是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和贺麟。当时西方最主要的价值是人权、自由、科学、民主，如何来改造儒家？比如儒家的“三从四德”备受批评，甚至对儒家的核心———家庭，当时熊十力就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当然他是气话，他的意思是说，很多最坏的东西是从家庭来的，比如男权、父权这种权威主义；家庭的暴力是很可怕的，巴金的《家》里很明显。家庭如果健康这个人一生受用不尽，家庭如果是残忍的，这个人一生都会受害。所以家庭问题怎么解决？妇女怎么解放？康有为曾经说“五伦”要全部去掉，只剩“一伦”，即朋友。这是第一个阶段，儒家有很大的改变。 第二阶段从1949到1979年，这30年在国内讨论儒家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海外兴起研究儒学的热潮。冯友兰写了《论孔丘》，对孔家的糟踏很厉害，所以海外许多从事儒学研究的人不能原谅他。我见过冯友兰，我对他比较同情。此时海外研究儒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新亚书院，一个是台湾东海大学。这些学者如钱穆、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他们是在拷问儒家的人文精神和全球碰撞的困境有没有契合的地方。 当时这个“研究海外新儒家”计划本来是想对海外新儒家作重新了解，之后再从马克思的立场给予严厉批判。不料，这些学者研究谁便喜欢谁，甚至认同谁。当然也是因为方克立在主持的时候让每个学者独立发展，没有定调或限制其方式。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颜炳罡研究牟宗三，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牟宗三。研究钱穆的几个学者也是如此。研究熊十力的郭齐勇和景海峰，后来熊十力的全集就是他们出的。他们开始计划出30本书到最后至少上百本书出来，对新儒家的贡献很大。当时他们也考虑活着的人到底要不要研究，我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最早在德州开会时就在讨论要不要把我摆在里面。有些人说不要，认为“还不知道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有些时候一个人对他的标签没有选择能力。我想要是现在讲新儒家，马上会有“新新儒家”、“新新新儒家”。 因为在西方研究儒家，有个NewConfucianism(新儒学)的概念，而在中国没有这个概念，只有宋明理学的概念。张君劢先生写过两大本著作讲这个NewConfucianism，李泽厚对新儒家持批判态度，他说所谓新儒家就是现代宋明理学，是宋明理学现代的翻版。这个观点我不能接受。儒学有第二期的发展是因为有佛教的考验，儒学有或没有第三期的发展，要看西化的考验，在西化的考验之下，如果儒学本身没有大的转变，就不可能发展。 《21世纪》：您的意思是说，不要去想什么新儒家，就是儒学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如何去调整去适应的问题，而您正好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杜维明：对。每个人从事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思想谱系。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都有自己的谱系，但我并不同意狭隘的道统观念。李泽厚批评我特别突出孟子不注重荀子、特别突出王阳明不注重朱熹。对我而言，如果你不研究荀子、不面对朱熹的挑战，你能成为儒家吗？很多人说我是第三代新儒学的代表，那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刚提到的1919到1949、1949到1979这十个人是两代，从这以后就到了我们这第三代。事实上现在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都有了。另外你往前推的话不能从熊十力、梁漱溟开始，至少要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他们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所以，只要是还活着的学术，就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这样的话，有些人愿意参加，有些人不愿意参加，既然愿意参加，那希望你最主要的资源来自儒家传统。说我是人文学者，但儒家的人文学又和西方的人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儒家的人文学涵盖较大，而西方的人文学对自然和精神世界基本上是排拒的。 3、儒学“未有之变” 孔子有两个原则是唐吉珂德完全不能理解的。第一个是现实原则。 另外一个是理想原则。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但没有为了现实的考虑而牺牲理想原则。 《21世纪》：像您和钱穆先生、牟宗三先生等很多人都倾其一生在从事儒学研究，如果把这些人的努力和历史上朱熹、王阳明等人相比，尤其是朱熹面对佛教挑战的时代，您觉得现在面临的局面和过去有什么异同吗？ 杜维明：李鸿章曾经说过，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家现在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 《21世纪》：那您不赞成费正清的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