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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费正清的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儒学的复兴是在宋代，五代十国那些是蛮夷之邦，即便是蒙古征服了整个中国，但是中华文化的底蕴和发展并没有受到很大冲击，到后来他们完全信服儒家，像刘因、许衡这些外族大儒，儒家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大。如果非要把近代西方的冲击在中国的历史上找一个类比，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蒙古的军事侵略过程是80年，佛教的传入是上千年，是和平的、精神世界的、文化的。把蒙古铁骑的军事入侵加上佛教的文化渗透，再把时间压缩到30年甚至更短，这就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 所谓轴心文明就是卡尔·雅斯贝尔斯(CarlJaspers)讲的，在公元6世纪以前人类出现的几大文明，印度教、佛教、中国的道教和儒教，西方是犹太教，后来犹太教发展成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提到这几大文明在面向21世纪时，除了儒家以外，其他的力量都越来越大，为什么偏偏儒家受到这么大的摧残？费正清对此的理解很片面，但有一位叫做列文森(JosephLevenson)的学者，他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Chinaandit's ModernFate)中提到，五四之后，儒家在心灵积习上受到一定影响，不可能在儒家氛围里产生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因为最好的一批思想家已经扬弃它了。他用了一个“历史记忆”的观点，英文是historicalsignificance，这个观点很有趣，英文的两个词是完全一样的，但如果放的重点不同就有不同的意思，如果把重音放在historical，意思就是onlyhistoricalsignificance，孔子在过去历史上影响非常大，但现在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把重音放在significance，那就是说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列文森是一个天才，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9岁，他带着孩子去游泳，别人都带救生圈，他游得很好就没带，结果在湍流里碰到石头出了意外。那时中国已经开始“文革”，列文森有点不理解，为什么人已经死了还在批林批孔？他以梁启超为例提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就是对西方理性的认同和对中国传统的复杂感情，到今天这种困惑依旧。 现代化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韦伯说过，将来的世界由两种人控制，一种是专家；一种是经理人，现在来讲就是技术官僚。这样所有的精神文明都会受到冲击。列文森对儒家文明命运的思索，实际上是对他自己所认同的犹太文明的危机感。 启蒙是代表精神，他认为如果精神不重要，那么不仅是儒家，将来犹太教、基督教、回教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宗教已经过时了。2000年我应邀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我既不是经济学家又不是CEO(首席执行官)，我觉得邀请我参加，是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注意两个问题，一是21世纪的宗教问题，宗教的力量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另一个是认同问题(identity)，这个词是我翻译的，1960年代才开始，我第一次回台湾教书开过一门课叫做“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就是讲这个。认同问题在21世纪非常重要，因为族群、性别、年龄、语言、地域、阶层、信仰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现代化或全球化就不重要了。 《21世纪》：是的。孔孟在其理论中主要谈的是人际关系、是人伦，而非人神关系。今天我们也在说中国是一个世俗社会，而不是宗教社会，儒家给人的感觉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教徒和异教徒之间界线分明。 杜维明：这是儒家的核心课题，是其长处也是其短处。在孔子的年代，一些早期的道家或隐士对孔子说，这个世界已经是礼崩乐坏，你不要去改变它，你也不可能改变它，还不如干脆像我们一样退隐山林，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远离这个世界。孔子回应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不可以和鸟兽同群，我就是一个人，在人中间的人。如果这个社会发展还不错，那我可以不去介入，正因为现在礼崩乐坏，我才要投身其中。后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对孔子的评断。表面上看有点像唐吉诃德，实则不然。孔子有两个原则是唐吉诃德完全不能理解的。第一个是现实原则。所有从事儒学研究的人都是入世的，而且很多人都是行政人员、或官吏，他对现实中的游戏规则和所碰到复杂事物是理解的，但他有不同的原则。另外一个是理想原则。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但没有为了现实的考虑而牺牲理想原则。孟子讲过“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这种事情我不能做。我们叫它动机伦理。决不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因为手段本身就是你的价值。从这方面讲他一定是失败的。 (本报实习记者韩悦思、吕娟参与整理) 杜维明小传 杜维明不是一个学究型教授。 他是当代最忙碌、最具活力的儒家型公众知识分子。他风尘仆仆，席不暇暖，来往于北美、西欧、东亚、南亚之间，与现代思潮诸流派交流对话，开拓了西方儒学论说空间。 杜先生1940年出生于昆明，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从徐复观，亦受牟宗三思想影响。1961年大学毕业，次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留学。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1981年起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过该校宗教研究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成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出任燕京学社社长至今。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他将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的区分，使“儒学复兴”说成为当时文化讨论中的一派显学。 杜维明的学术生涯，至今大体经历三个时期。1966年至1978年，他努力诠释儒学传统，并为推进一种既有群体性又有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而努力。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工业东亚”、“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迄今，他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全球伦理”、“人文精神”、“启蒙反思”、“印度启示”、“新轴心文明”等问题，这些论域与“儒学创新”紧密相关。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