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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想到商海泛舟的人来说，第一步工作是筹措一笔资金作为启动资本.对于富裕家族的成员来说，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但也并不是说穷人便不能出去经商，明清时期那些著名的商业区之所以闻名，不仅因为拥有一批货财巨万的大商人，还因为拥有人数众多的中小商人，商业成为大多数人追求的事业。家境贫寒、生计困难不仅不能阻止人们迈入商途，反而会促使人们更早地走上此路，以有能力养家糊口。如“山西商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4]；徽州“歙人多外服贾，其贫者趋事尤早”[5]。 在明清时代，没有完善的商业法和信贷组织，除变卖家产外，最有可能利用的资本来源便是借贷，其中宗族内的借贷和援助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徽州休宁《茗洲吴氏家典》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族中子弟不能读书，又无田耕，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或从亲友处推荐之，令有恒业可以糊口。”家典是宗族的成文法，对族众有一定约束作用。事实上，即使没有这些规定，许多人在儒家伦理浸染下，也乐于向资金匾乏的族人伸出援助之手，贷予或赠予商本。如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其间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6]；陕西西安府高陵县商人王克俭“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间子钱，凡数十人，皆以资雄楚蜀间”[7]；徽州款县人许积庆“处昆弟笃恩，委财利为外物，九族贾而贫者多惠贷，不望其息”[8]；姿源人王悠炽“房叔、房弟某某合伙经商，各移五百金为资本，又轸其困于遇，折券还之”[9]。史籍中此类例子甚多，不多枚举。 除宗族间的资金调剂外，宗族以外的借贷关系也是大量存在的。如金声曾谈到，徽州 许多人“虽挟赀行贾，实非己赀，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10]。金声没有道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但从“四方之大家”一语看来，双方似无血缘关系。但是，由于当时法律的保护作用有限，为了降低贷款所承担的风险，债权人一般在对债务人有所了解，并且在有一定担保的条件下，才肯贷出资金，这其中家族伦理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保人分担了相当风险却没有或有很少收益，一般人是不肯担当的，但在儒家家族主义伦理影响下，一个人对其族人、特别是对衣食艰难的族人的生活在道义上负有照顾的责任，不论他内心是否愿意，当借贷双方要求他提供担保时，他往往会答应的。万承风《训导汪庭榜墓志铭》云：“男俗尚贸易，凡无赀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取重先生一言而后与之。”这段话可视为上引金声之言的补充，说明即使非同族成员间的借贷关系，也往往以血缘关系作为中介。 当时还盛行一种名为“伙计”的经营方式，为贫穷之人走上商业道路提供了另一条途径。沈思孝云：“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11]归庄亦云：“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12]。可见这是一种合伙经营方式，富者出钱股，贫者出力股，营业利润按约定俗成的比例分红。与借贷关系一样，富者发放资金要承担相应风险，因而愿从自己了解的人中寻找伙计，族人自然首当其位。江苏洞庭山人叶懋“婚仅三月，出为同宗富人伙计”[13]；徽州商人“掣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14]，这些亲戚知交许多是以伙计身份同行的，如歙人吴德明“起家坐至十万，未尝自执筹策，善用亲戚子弟之贤者”[15]，就是典型例证。与富者没有血缘关系的伙计，除家仆、义子一类的人物外，也多由亲友推荐，上引《茗洲吴氏家典》所谓“从亲友处推荐之”，就是要求努力将无力谋生的族人推荐给经商的亲友做伙计。 以上分析表明，宗族在资本调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必然大大有利于商人队伍的扩大，有利于商业资本的总体规模的扩张。然而，也应看到，儒家家族主义伦理对商业资本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这就是严重导致了商业资本的耗散，限制了再投资的可能性，使商业经营长期不能突破“家计型”模式而转入“营利型”模式[16]，成为经济起飞的严重障碍。 在造成资本耗散的家族性因素中，家产分割制度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诸子均分制的典型之一。中世纪的西欧实行一个儿子继承家产的制度，没有获得继承权的儿子往往很早就要单独出外谋生，也有的在兄弟继承了农庄后仍在这里逗留几年再外出，但这时他是作为他兄弟的“佣工”留在农庄上的。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如果长子缺乏继承家业与家艺的能力，则由次子继承，而倘若所有儿子都缺乏能力，有时会以有能力的年轻人为养子，让他继承家业，未能继承家业的儿子只能出外谋生。对于受儒家伦理影响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冷酷无情的分家制度似乎是完全不能接受和无法理解的。孝涕观念规定了父与子、兄与弟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当然包括物质利益和生活权利的保证问题，诸子均分制正是这种文化孕育出的继承制度，再向前推进一步，则累世共居被认为最合乎儒家理想，因此朝廷常旌表数代同居的大家庭为“义门”。在明清时代，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商业家族为了道义或经济的原因，长期未分割家产。如大同府天城卫的盐商薛氏到明万历前期，“不析产已五世”，其产业“南北居半”，由兄弟们分别管理[17]；汤阴郑氏“不析爨七世矣，多田饶耕，男子力耕治贾，女习蚕织，阃外不闻也，诸农贾所入，皆囷之，有婚嫁，族长主其费，寸布斗粟无私者”[18]。但是，这种同居共炊的巨型家庭极为少见，大多数情况下是在诸子都结婚后或父母死后即分家，联合家庭分裂为数个核心家庭。在分割家产时，商人们不仅大多数恪守均分原则，甚至把自己赚取的商业利润也拿出均分，如徽州歙县商人汪辅“服贾金陵淮海间，数十年所积悉以分弟”[19]；绩溪商人汪锡畴“兄没，嫂寡侄幼，即与合炊，所置货产亦均分”[20]。现存清顺治十一年汪正科所立《汪氏阉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商人家产分割情况的重要文件。据阉书记载，汪正科的家产大部分是他数十年中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开设店铺、贸易丝棉积攒起来的。到分家时，家中存有实银630两，三个儿子大义、大仁、大都均分；借出银两共计264.98两，写明取讨回来后亦兄弟三人均分。田、地、山、塘、房屋等亦本着平均原则分配，惟因这些财产有好有差，不能照数量均分，便根据纳税和收租情况作出大概估计，分为三份，由兄弟三人抓阄决定所得。总之，汪正科原有土地30余亩，在当地土地高度匮乏的条件下属于地主，有白银近900两，另在景德镇还有一些店铺，属于中等商人；经过这次分割，三子每家所得田地在10亩上下，银不足300两，只能算是自耕农和小商人[21]。传统中国崇尚多子多孙，如果以每代约有2至3个男性继承人的数目作为一般标准，那么每隔20至40年就会发生一次类似的财产大分割，自然会严重阻碍中国商人的资本积累过程。 宗族中的“义行”是资本耗散的另一项重要的家族性因素。明清时代儒家伦理的社会影响力既深且广，人们都想在道德方面有所表现，商人也不例外。与儒士相比，商人的优势无疑是在财富方面，因而用财富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泉州商人蔡廷魁小时家境贫寒，后经营商业，“资日起，亟迎其父母以养，厥后营室庐奉父母归，构土堡以居族人，立大小宗祠，置祠产，俾族人沾先泽，有服之属，无令有鳏居失业者，设书塾捐修脯以课子姓，计所费较遗诸子者过半焉”[22]；徽州祁门商人胡天禄经商致富，大举义行，“先是族人不戒于火，焚其居，禄概为新之。又捐金定址竖建第宅于城中，与其同祖者居焉。又输田三百亩为义田，请缙绅先生序之，订为条例。蒸尝无缺，塾教有赖，学成有资。族之婚者、嫁者、丧者、葬者、嫠妇无依者、穷民无告者，一一赈给”[23]；陕西商人李鸿虞精于商道，居积致富，“推受群从兄弟子侄，情谊敦笃，有范大夫蠡屡致千金、散与群从兄弟之遗意”[24]。以上不过仅举数例，在明清时代的商人中，出资建宗祠、修族谱、置族田、办义塾、恤族人者大有人在，耗费了大量资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