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商形成“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①“儒商”，实际始于徽商。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那么，徽商儒家思想的根源是如何产生的？对徽商孕育发展，鼎盛及衰落究竟有何影响？ 一、儒商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儒家思想对徽商发展的影响 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时代背景，而儒商则孕育其中。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从地理环境因素看，徽商所囊括的歙县、祁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属于贫瘠的山区，自古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②。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③。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了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④。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⑤。可见，徽人经商，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那么，既然徽商的孕育发展是归究于徽州的“天时地利”为何其后来能在中国数十个商帮中异军突起，转眼见又突然衰败呢？其中既有外在的原因，又有商业背后的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首先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 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⑥，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朱子逝后，先后被追封信国公，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诏赐婺源朱氏故居为“文公阙里”。明嘉靖间又诏婺源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荫录勿绝”。清康熙、乾隆先后亲书“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等匾赐歙县紫阳书院悬挂。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自元代起，朱子之书列为科举必读之书，天下读书士子莫不朝夕诵读。而徽州人读朱子书，则又有更为深厚的桑梓之情“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⑦由此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徽商好儒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经商活动中的作用非同小可。而早期的徽州商人主要经营“文房四宝”及茶叶、木材等，可谓与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这一点是其他商帮不可比拟的。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愈高。”⑧ 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其二，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徽商需要以'儒'约束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徽州盐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必须依附盐官及朝廷官吏甚至皇帝。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徽商善于结交官府，“又善行媚权势”。不少徽商由此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徽商人胡雪岩便是明证。 徽商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加之百折不挠的“徽骆驼” 创业精神参与市场竞争中，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 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 徽商衰败具有戏剧性的色彩。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这成了徽商从波峰走向波谷的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并以盐业为主的徽商从此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年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直接促使了徽商的落败。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州商人的经营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和瓦解，这也促使徽商从鼎盛走向衰败。 二、徽商好儒的具体表现及儒商精神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 徽商经营中“儒”的体现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行商中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品德。徽商重承诺，守信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⑨无论重“诚”还是讲“信”，都是尊奉儒家伦理道德来立身行事的表现。“诚”即是儒家所宣扬的“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朱熹说：“诚包含有实理、诚悫两重意思”。“诚，实理也”、“诚是不欺妄底意思”，“亡诓欺诈不诚，信是个人所为之实。”⑩所谓“信” 仁义礼智信“五性”之中 ，实有是仁，实有是义，实有是礼，实有是智，便是信。实则是将儒家关于“信义”、“信用”、“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等伦理道德规范纳入营商实践中应用，将诚信用于商业，便是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搞假冒伪劣，不行欺骗妄诞。此正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属守的基本原则集中而又突出地反映着徽商“贾而好儒”的实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