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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这个例子很有趣，我能从中体会出您为什么不满意"实体"形而上学而要去探索一种"价值"的形而上学。显然，您着手创设的"价值形而上学"受中国古代智慧的启迪更大些，现在正好可以接下来谈谈您的儒学观，并且也就此谈谈您同当代新儒家学者间的学术分歧。 答：在我看来，儒学可以说是一种"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所谓"成德之教"，是说它是一种成全人的道德品操的教化；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它是一门为着人的本己心灵安顿的学问。它的经典命意在于人生"境界"的自律性提升，所以孔子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说。"境界"的高下对于外部遭际是无所依待的，儒学的生命智慧就在于对这"无待"的人格境界的自觉。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帅"之所以"可夺"，是因为它"有待"。任命你做"帅"的人不再任命你了，你这帅就被夺了；你率领的三军被打垮了，你这帅也就被夺了。"志"之所以"不可夺"，是因为它"无待"。一个人心存高尚的志节，他不幸沦为奴隶（像《伊索寓言》的作者伊索那样），他也会是奴隶中的高尚者，他不幸沦为囚徒（像文天祥那样），他仍可以是一个宁死不屈的高尚的人。这"志"，只要有志者自己不放弃，任何外部条件的改变都不能夺走它。儒家学说教人"立心"、"立命"，就从这"无待"处说起，一个人一旦在这里立住了，不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不论他会遭到什么境遇，他都会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年轻时读到《论语》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样的话，非常反感，以为那是一种宿命的说教。直到我有了几十年的人生坎坷之后，再读这句话就觉得分外亲切。"死生"、"富贵"是"有待"的，而且在儒者看来，这虽然也是人生的一重价值，却并不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是以"仁"、"义"为内涵的那种高尚人格，而这又正是无待的，是要由自己去做而不能推诿于外的。依孔子的本心而沦，既然高尚人格是人的更高价值而又不可推诿于外，人便应该孜孜求取而毫不放松，至于"死生"、"富贵"，对于一个志节高尚的人说来则尽可以任其自然（"有命"、"在天"）。我年轻时反感这句话是因为那时我还在"死生"、"富贵"的执著中，现在我终于读懂了这句话是因为我松开了这一层执著，我以切己的人生苦厄开始体会到了前圣前贤不以"死生"、"富贵"为念的那种生命的潇洒。 儒家并非弃绝"富贵"或不顾念"死生"，但"死生"、"富贵"对于儒者说来只具有次要的价值，而且对这一层价值的求取也须"求之有道"。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对于"生"和"义"，儒者都是"所欲"的，但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儒家的"成德之教"则诲示人们"舍生而取义"。两难选择中的"舍生而取义"是儒学在价值取向上的最高断制。 问：克剑先生，原谅我插句话。您的这段话说得很精到，很耐人寻味，但您以"成德"、"为己"方面评说儒学，不正和当代新儒家的观念相通吗？ 答：当然是相通的，尤其是同第一、第二代新儒家学者。所谓当代新儒学，是指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这个思潮的宗旨可以一言以蔽之为"返本开新"。"返本"，是指返回孔孟的"成德之教"，"开新"，则是要从儒学的道德教化那里开出所谓"科学"和"民主"。新儒家学者--我再说一遍，我指的主要是第一、第二代新儒家学者--所作的富有悲剧感的努力是令人钦佩和感动的，但他们是道德价值一元论者。所谓"道德形而上学"，是他们学说的精要所在，也是他们在"开新"向度上可能致误的原委所在。 唐君毅在他的《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中曾说："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的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这观点极有新儒学特色，是典型的道德价值一元论。道德价值是"无待"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而其他诸多文化价值，诸如科学，民主等，是"有待"的，如何从"无待"的道德价值开出其他"有待"的文化价值，这显然是一道难题。牟宗三为了解决这难题，发明了"曲转"、"曲通"、"自我坎陷"等概念。但这与其说是一种创见，不如说是新儒家学者为了既认理路的自圆其说而作的一种逻辑姿态。新儒家以道德价值为本，以其他文化价值为末，并一再宣称从那个"本"里面可以开出科学、民主之"新"来，一个根本性的失误就在于，他们把不同向度上的人文价值，归置在一个单一的向度上了。 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说过一段话，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新儒学的泛道德论或道德价值一元论的点睛之笔。他这样说："创造所以为创造的实义要从道德上见"，"道德性的’创造性自己’人格化就是上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由于上帝意欲这个世界；为什么意欲？因为爱这个世界；为什么爱而意欲？因为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如此说来创造性的原理还是Good，还是道德的。"其实，道德固然可以说是Good（"好的"），但Good（"好的"）并不尽于道德，它也涵括"富强"、"正义"、"和谐"、"真"、"美"……等价值。况且"创造"也还须有相当的能力，否则它便不能成为现实的或对象化的创造。 我同当代新儒学的分歧，倘用一句话说，也可以说是"价值形而上学"同"道德形而上学"的分歧。"价值形而上学"可以涵纳道德价值，但"道德形而上学"却没有涵纳"价值形而上学"的局量。"价值形而上学"是从人的"自由"--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说起的，它涉及"自由"的内向度和外向度，亦即"自由"的"无待"向度和"有待"向度，涉及"自由"的内外两个向度上诸多的价值，及这些价值如何由人的生命自然处作一种取道"中庸"而至于超验的提升。但这些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话题，还是在这里打住吧。 问：顺便再问一句，您刚才一再说您是就新儒学第一、二代人品评新儒学，但不知您对新儒学思潮的第三代人，例如杜维明、刘述先等，有什么看法？此外，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知道一下您在与儒学关系中的角色定位。 答：我以为杜、刘等人在创思方面还没有超过第一、二代新儒家的地方，他们的人格气象也难于同他们的前辈相比。在第一、第二代人那里，新儒学极富有悲剧感，而在杜、刘这里，新儒学本身已更大程度地功利化、喜剧化了。 至于我对自己在与儒学关系中的角色定位，我想这只要引述两段我曾说过的话就可以说明了。一段话是： "儒学也许不必对当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利或经济筹谋有过多的承诺，这多少有点与近代以后的基督教信仰相似，它理应从’公法’的领域退转到个我的心灵。在以儒学为’成德之教’或’为己之学’的意义上，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的一个自律性的说法或者应当对当代中国以儒为宗的学人有所启迪，这位忠实于基督教的西方人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依此，真正与儒学有缘或以儒者相期的人，最要紧的也许是’回到"我"自己’，以策勉自己’成为一个儒者’。" 另一段话是： "儒学不必在万象森然的人文世界中事必躬亲，而只须让由它陶冶出的仁心内在而不耻于学的儒者去不懈努力。这正像基督教不必去过问高等数学而只让它的信徒牛顿、莱布尼茨去过问，不必去过问’人权’而只让它的信徒格劳秀斯、洛克等去过问一样。" 前一段话见于我发表于《哲学研究》1995年第8期上的文字《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后一段话见于我1996年出席夏威夷、台北的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在"境界"与"权利"的错落处》。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