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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敕谕》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在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誉）辱（忧）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之后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礼仪"（"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武勇"、"信义"、"质朴"。在结尾处将这五条标准归为一点，即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并推而广之，提而升之，说这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这样，"军人精神"便具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 与《军人敕谕》相比，《教育敕语》具有更浓的儒学色彩。（19）在《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颁发之前，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1879年）是在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具有全民性质的重要文献。它指出"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而1890年10月30日，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则进一步将儒学精神融入"国体精华"之中。其全文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教育敕语》在推进全民武士化（20）（"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进程的同时，使天皇的绝对权威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在道德、宗教方面都更加坚实、牢不可破。（21） 第二，御用儒学团体及其活动。 1879年夏，《教学大旨》以明治天皇的圣旨的名义颁布之后，儒学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于1880年6月6日在东京神田锦町学习院和华族会馆举行了成立仪式。2月份报纸上登出了一条《斯文学会开设告文》，大意是"本邦之所以文物具备、风俗醇厚而有君子国之称，虽基于固有之美、原于太古之风，但古来中国文学之传入，所谓道德仁义之说，制度典章之仪为历朝所采择，举世所崇尚亦不可否认。因此朝野盛兴学黉、上下专修礼仪，政刑民彝莫不以此道斯文相资。外交始开，世态渐迁，大政维新，以至百度一变。人人竞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駸駸乎将进于开明之域。而世之汉学者流依然不通时务，妄自尊大，徒玩虚文，不图实益。于是青衿子弟往往疏于存养而奔竞成风。视修礼仪为迂阔，目励廉耻为固陋。实践之学、经国之文弃之殆尽，甚至视之如土芥。不亦甚矣！今欲矫救之，然耆宿之儒渐凋，斯文之运愈衰，啻风教之难维，恐固有之美亦将失。我辈深感于此，乃创斯文学会以遍谋于同志诸贤，为振兴此道，兴隆斯文以匡济时弊。既非泥古反今徒步于迂阔之途，亦非崇此卑彼偏安于固陋之域。惟望我邦礼义廉耻之教与彼欧美开物成务之学并行不悖，众美骈进，群贤辈出以翼赞裨补明治之太平……庶几不背于其君子国之称。"（22）这段告文对儒学的历史意义、当时西学与汉学的状况，世道人心作了言简意赅的描绘。特别指出了当时汉学家之弊端和振兴此道斯文的方针，（23）是非常切中要害而又十分合乎情理的。因此告文发出之后至学会成立，会员就达1500余人。斯文学会的事业分为办学校、开讲座和出书刊三项。起初学会规则规定不设会长，但后来感到没有会长办事多有不便，次年5月便推左大臣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会长（至1886年去世。后任会长有谷干城，小松原英太郎等）。经费方面除学会成立之初天皇赐金一千圆（通过宫内省）之外，1883年4月5日宫内省决定此后十年之内每年给学会拔发二千四百圆，并在用房用地方面给予优待甚至免税。学校于1883年8月21日开学至1887年7月关闭共有毕业生130名。学校关闭之后侧重于办讲座，每次由一两名讲师主讲，时断时续，至1910年12月才中止。出版方面有《斯文学会讲义笔记》（共69号，1881年6月16日-1886年6月20日及其续集《斯文学会讲义录》（旬刊，共50号，从1893年9月30日开始）、《斯文一斑》（共13集，1881年7月开始）及《斯文学会杂志》（月刊，共30号，1889年7月-1891年12月）。斯文学会虽然蒙天皇的嘉许和支持，而且其核心人物都是左右大臣等政治巨头，学会也表示要"戮众力、奏效绩以报天恩、副圣意"。（24）但其影响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比较纯粹的学术领域。这与其硕学鸿儒的学者阵营绝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汉学家（25）不无关系吧。这恐怕也是其会势愈益不振终至于不得不解散的重要原因。 1918年9月，斯文学会解散，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与研经会、东亚学术研究会、汉文学会合并，成立了新的"斯文会"。斯文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崭新的面貌"积极回应时代的潮流并挤身于潮头成为军国主义的鹰犬。其会则的第一条就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而且"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紘一宇之皇谟。"此目的在《斯文会趣意书》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这篇《趣意书》的影响之大，以至于半个世纪之后还有人津津乐道，感慨那"真是一篇堂堂的文章"。（26）我们一起来欣赏这篇堂堂大作:"东西交通盛开，欧人之势力东渐。亚细亚诸邦或其独立受威胁，或其领土被强夺，不一而足。独我日本帝国巍然卓立其间，不仅奉戴万世不易之皇室，维持金瓯无缺之国体，更有发展伸张之势。盖维新以来上下一致，以我国体之精华为基础，广求知识于世界，力革旧来之陋习故能盛行经纶。然采长补短之余势，时有失中正，或矫枉过直。动辄形成徒重物质文明而轻精神文明之倾向。因此国民之知识技能未有长足进步。利用厚生之事业虽已大兴，至于古来之道德信念则渐趋浅弱，时见动摇之兆。加之有乘喜新厌故之常情而好唱诡激之言说以扰乱我思想界在，此应实为识者之忧虑警戒之秋！ 挽狂澜于既倒固非易事，除蔓草于未长亦未必难。幸我建国以来之良风美俗犹存在于乡闾之间。慨世忧国之士、以中流砥柱自任者亦决非少。今及同忧之士，一心戮力，兹成一大团结以讲明吾邦固有之道德且图宣传普及，以济此世道人心于未坠之功，岂难期乎！ 仔细想来，明治天皇所宣示之教育敕语，固然渊源于吾邦固有之道德及皇祖皇宗之遗训，亦几乎完全与儒道精神相合符。盖列圣始终以儒道作为修齐之具、治平之法、其与我德教融合浑化，固其所也。是以教育敕语之圣旨藉儒道亦可阐明，儒道之本义益由教育敕语可增其权威。此乃我同志相谋、同忧相会以期大大振起儒道、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之故。 距今四十年前，朝野诸名士设立斯文学会，以儒道为主维持风教，先帝特赐内帑之金以垂圣眷以示嘉奖。然经年以随，耆宿凋落，事业衰微，且今日观之其规模狭小不足以应时势之要求。识者常为之遗憾。故兹变更该学会之组织，新兴本会继承其事业，再图改新扩张，以上答先帝之圣眷，下绍前辈之素志。 当今世界之大战乱乃有史以来未曾见者，影响于各方面之巨大自不待言。其于思想界之影响特应为识者所深思。值此时，本会得朝野诸彦之赞助，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着力于精神文明之振兴，使得能与彼之发达的利用厚生之物质文明相伴以行。果能如此便足以永昌国运，扬我国体之卓越光辉于战后世界之万邦矣"。（27） 在现代日本诸教化团体中，以儒道精神为主而设立的，无论从其历史的长久、会员中名流云集之数量、事业设施之可观、社会影响之广泛，斯文会均属第一，无可争辨。（28）特别是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孔子祭典会，都要震动朝野，声势浩大。其中最能集中体现它作为军国主义膺犬的重要业绩是1932年它出版的《斯文》第14编第5号"满洲国建国特辑"（29）和1935年4月东京汤岛圣堂复兴竣工之际举行的国际性的儒道大会。（30） 与之相类似的团体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东文化协会。它是在1923年春帝国议会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关于希望奖励本邦文化事业的决议"之后，于2月11日由两院议员、东西学者、实业家代表成立的，到9月20日正式成为财团法人，同时经营大东文化学院。大东文化学院于1924年开学，它是一所尊奉皇道、以教授汉文儒学为主的专门学校，其目的就是专门研究使皇学及皇道醇化的儒学，以培养人材来匡济世道人心。其引人注目的活动是1934年1月27日，大东文化学院院长、（31）贵族院议员加藤政之助发起成立"日本儒教宣扬会"。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内务大臣山本达雄、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众议院议长秋田清等都发表了祝辞。儒教在这里纯粹成为"醇化"、"扶翼"皇道及国体的工具。（32） 斯文会在战后经过改组，（33）作为一个史迹（汤岛圣堂）管理和学术研究团体，今天还存在着。大东文化学院也早已发展成为大东文化大学，今天仍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然而历史的明镜高悬，只有敢于正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三、儒学与军国主义的理论联系 日本军国主义虽然在思想上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思想领域的渗透、管制和占领。（34）其攻势之强、威力之大，使得当时日本思想界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以至销声匿迹。近代日本儒学界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近代日本儒学家或儒学研究者中的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鼓吹、赞同或默认过当时的思想潮流。下面我们以高田真治为例来解剖一下当时儒学家的思想实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