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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巫祝开始分职并逐步以祝代巫，此时虽然尚有巫觋存在，但已经不是儒教神人交通的主要形式。巫觋形式中的一部分被祭祀形式所整合和取代，另一部分沦入民间小传统，巫觋逐步萎缩衰落。以祭祀为标志的神人交通形式成了儒教的主导形态。周公制礼作乐就是始于巫祝分职，以祝代巫。祝官取代巫官成为儒教的神人交通媒介。祝的职能是制作掌诵祷辞，“顺丰年”、“求永祯”、“祈祥福”、“弭灾兵”、“逆时雨”、“宁风旱”、“远罪疟”（《周礼正义》）。巫祝分职，以祝代巫后，祭祀遂成为“国之大事”，儒教祭祀文化得以繁荣发展，儒教从蒙昧走向理性和成熟。周公制礼作乐正是在祭祀礼仪和乐舞的基础上整理提炼出了儒教的礼乐规范体系，从而定型了儒教的基本特征和性格，实现了儒教由原始巫祝形态向高级形态——礼乐形态的转变，为儒教的根本突变奠定了基础。这一突变最终是由孔子述作六经集其大成而实现的。孔子损益三代，改制立法，创造性地完成了儒教作为高级信仰体系的创教工作。儒教的神灵系统、神人关系、神人交通方式、教义体系、学理系统、组织形式、治世理念都经由孔子对六经的述作而得以确立。儒教从此成为完善的高级信仰体系，并最终型构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和自性特质。 儒教从原始巫祝形态向更高级的礼乐形态的突变是儒教的一次质的飞跃，“脱巫”使儒教从蒙昧走向理性和成熟。但“脱巫”并未使儒教世俗化，而是催生出了“礼乐文明”这一人类文明史上奇葩。“崇德保民”的天命观使人神关系得到了理性化和人文化的安排，而“礼乐刑政”的治世观又使人间事务得到了神圣性的观照和滋养。天命观的人文化和治世观的神圣化相得益彰，充分展示出儒教参通天人的中和智慧及涵融万物吞吐宇宙的博大气象。为此，儒教给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理性化神圣化兼融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为中国社会政治提供了一整套理性化和神圣化贯通的义理系统和治理结构，从而完成了儒教在轴心时代具有文明创生意义的伟大突变。 二、全球化时代的儒教突变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人类文明史上另一个宏大时代——全球化时代。这一个时代完全不同于轴心时代，它是中西文明全面交汇的时代，是传统与现代纠缠的时代，是功利化效率化的时代，是市场经济主导一切的时代，是一个物欲横流的“除魅”的时代，是一个西方军事暴力、资本暴力和意识形态话语暴力横绝天下的时代。这就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大力鼓吹的全球化时代。 尽管“全球化”贴着“进步发展”和“普世文明”的标签，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号，但仍然掩盖不了它的侵略性本质。“全球化”就其本质而言，是“西化”、“现代化”和“殖民化”三“化”一体的共时性过程。“西化”指的是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被迫的总体价值认同及由此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品格性模仿和模式性师法。“现代化”指涉的是非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的现代性变迁。“殖民化”则是从压迫关系的角度对全球化的描述。殖民化的压迫在前殖民时期为暴力压迫（如“落后挨打”、“丧权辱国”等），后殖民时期为非暴力压迫（如“跨国资本”、“技术垄断”、“经济扩张”、“文化霸权”等）。 近年来，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和膨胀，其控制全球宰制世界的野心也日趋强烈。他们投入巨资收买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长期不懈地向非西方世界宣传灌输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全球化”的伪世界主义思想。 网络时代的新技术革命，巨无霸式的跨国公司，天文数字般的国际金融资本，再加上西方诸国强大的国家暴力后盾，“全球化”已成浩荡之势。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繁荣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把人类推向了灾难。贫富差距的拉大、资本暴力的猖獗、物欲主义的泛滥、精神家园的失落、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危机、种族冲突、核子威胁、恐怖主义等等，这一切都是拜全球化所赐。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将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为了避免走向毁灭，人类需要一种新的核心价值来对治和修正“全球化”。人类社会需要走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需要一个和谐安宁的美好世界。纵观人类文明，唯有中国的儒教能够提供这样的价值和资源。基督教与西方现代文明高度一体化，丧失了批判全球化的功能，佛教不理世事，伊斯兰教极端而偏执，惟有中国的儒教“尚中贵和”，有这样的资源。其“天下主义”的胸怀是对治“民族利已主义”的单方；其“家国一体”的价值是疗救“个人主义”的良药；其“人禽之辩”的天则是抵制“丛林规则”的有力武器；其“义利之辩”的智慧是抗拒“物欲主义”有效手段；“王道”是“霸道”的克星；“礼乐精神”是疗补“契约精神”的珍品；“夷夏之辩”的义法足以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天地人三才和谐”的秩序观让“人类中心主义”暗然失色。 在全球化的时代，儒教将以其得天独厚的品格和资源，理所当然地担负起对治“全球化”修正“全球化”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人类和谐幸福的明天，儒教必将重现他昔日的辉煌。儒教也将因此而继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突变之后迎来第二次伟大的突变。 儒教在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突变是儒教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而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二次突变则是在与外来文明的冲突和纠缠中进行的，儒教将因此面临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更为严峻的现实环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往圣先贤从未识见过，更未言说过。儒教的重建需要当代儒者具备崇高的担当精神和过人的智慧，需要发扬圣人“礼以义起”“改制立法”的精神和“以时为大”“自作天命”的王者风范。在儒教断裂百年，气若游丝的淡泊之际，顶浩荡西风，重开儒门，应时应世，再建儒教。 如果说儒教在轴心时代的第一次突变是由原始阶段向礼乐形态的高级阶段突变的话，那么儒教的第二次突变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突变。对儒教而言，第二次突变的意义和重要性并不亚于第一次突变，而其艰巨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民族集体性的反叛、文化生态的破坏、西方强势文明的入侵、物欲主义的猖獗、世俗化大潮的汹涌，加之百年的断裂，其“礼崩乐坏”的广度和“学绝道丧”的深度，已非春秋乱世可比。能否实现第二次突变，创生出儒教的“现代形态”，是儒教重获新生的关键，是中华文明能否复兴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能否重新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首要条件。儒教的现代形态是现代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是现代中国的国教。其神灵系统、神人交通方式、组织形式、教义体系、社会政治的治理结构等等都需要在损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建构。这是摆在每一个当代儒者面前的伟大任务，也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宏大课题。 三、新儒教的使命 新儒教就是儒教的现代形态，是现代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百年来，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与儒教一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磨难。 现代民族信仰体系的建构，有其不同于传统儒教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有着往圣先贤所不曾有过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现代民族信仰体系必然是“新”儒教。新儒教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别于传统儒教，同时也肩负着为传统儒教所不曾具有的新的使命。 （一）损益传统儒教，重建民族信仰 近代以来，不少人认为儒教不是宗教，还进行了煞有介事的“学术论争”。其实，儒教是否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这根本不重要，不值得与言，更不值得与辩。重要的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有着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国人的灵魂就有着自己的安顿之所。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世俗社会如何“治乱循环”，中华民族及每个中国人都始终不曾丧失自己宁静祥和而又美好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正是由儒教来提供的。 持“儒教非教”论者，他们要么不了解民族传统的真精神真价值，无知妄言，信口雌黄；要么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民族传统缺乏总体把握；要么睁眼说瞎，别有用心，刻意歪曲中华文明，贬损民族传统，以达到贩卖他们自己“主义”的目的。 “儒教非教”论者，无论如何立论如何持据，他们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刻意摧毁中华民族积数千年集体智慧所构筑起来的民族精神的长城，企图捣毁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中华民族成为精神上的散沙。以便他们用自己的“主义”来偷换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从而按照他们的意志来塑造中国人的灵魂。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所谓“新民”的传统，一个“改造国民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文革”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达到了巅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巨大灾难。梁启超是这一民族精神浩劫的始作俑者，而毛则集其大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