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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的现实危机和全民族无可奈何的现状呢？又怎样又改变这一现状呢？要认识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源处着手。根源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是全民族集体性的心理定势和思维定势让我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导致中国严峻现实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儒教的崩毁，在于民族信仰体系的瓦解和民族核心价值的失落。一个简单的逻辑：没有信仰，哪来价值？没有价值，哪来精神？精神、价值都没了，哪里又有资源和动力？没有了资源和动力，我们又怎么能够解决问题改造社会？ 振兴道德靠的宗教伦理；德性教育植根于宗教情怀；对治腐败需仰仗“教化堤防”；克制“拜金主义”需明“义利之辩”；解决贫富悬殊分配不公，靠的是国家伦理目的和“民本”理念；政治清明要靠神圣性来滋养和王道化成；政府的公信力依赖的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力；理想的社会靠的是和谐秩序的建构；美好的制度源于义理和价值的发用。而这一切资源在哪里？在儒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已经不容分辨地证明，儒教兴则民族兴，儒教衰则民族衰。治乱循环，无不与儒教的兴衰相关联。乱世总伴随着“礼崩乐坏”“学绝道丧”，治世都是“儒与守成”的结果。因此，欲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建儒教。正道不行，邪魔歪道就会泛滥；圣人不出，怪力乱神就会猖獗。只有儒教才能收拾天下，收拾人心。只有儒教才能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和资源。 （四）修正现代文明，重开文化方向 全球化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化。儒教的崩毁就是西方现代文明“普世”的直接后果。无须讳言，儒教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中是一个“失败者”，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关注的仅仅是“失败”本身，并没有深入地去分析了解这种“失败”的原因及其后果，也没有深入思考这种“失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和面对这种“失败”？对于儒教的“失败”，人们大抵认为是“理所当然”，甚至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为“进步”的人们已经给出了这样一个预设：“失败”的就是“没用”的，就是“落后”的，就是“没有价值”的，就是应该“抛弃”的。这个“预设”的简单逻辑导致了中国百年来的精神浩劫，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 这就好比一个崇德善良充满智慧不尚暴力的君子遭遇一个强盗，被强盗“打败”了。于是我们便得出结论：这个君子是“没用”的，是“落后”的 “不先进”的，是“没有价值”的，是“该死”的，是没有权利活在这世上的。这个结论的荒唐之处一目了然。这个结论是对人类道德和智慧的否定，是对罪恶的赞美和首肯。我们对待儒教的态度就如同对待这个遭遇强盗的君子的态度。 只要罗列对照一下儒教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结果，就不难明了真相。 儒教有“天下主义”的胸怀，西方有“极端民族利已主义”的诉求；儒教有“家国一体”的关怀，西方有“个人至上主义”的观念；儒教有“以仁为本”的“好生之德”，西方有社会达尔主义的“丛林规则”；儒教倡王道，以道德服人，西方倡霸道，以武力服人；儒教倡导和谐，西方倡导掠夺式发展；儒教倡“民本”（价值诉求），西方倡“民主”（形式诉求）；儒教带来的是平等祥和的礼乐社会和睦邻友好的“国际关系”，西方带给人类社会的是“殖民扩张”、“帝国主义”、“资本掠夺”、“血汗工厂”、“弱肉强食”、“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核子威胁”、“经济杀手”、“世界大战”…… 如果谁能从以上基本价值和历史实存的对照罗列中仍然推导出儒教“落后”“没用”“没价值”“该抛弃”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这个人肯定不是人！ 西方现代文明有几个重要构件：新教伦理，这是其核心价值；新自由主义，这是其国家意识形态；资本和技术，这是它的物质力量源泉；宪政民主，这是它国内秩序的制度保障；军事暴力和市场，这是它的游戏规则。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重商重利崇尚暴力的文明。客观地说，西方现代文明有它符合人性的一面，有它“实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其重视人权、自由的理念和宪政民主制度也是儒教文明及其他非西方文明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可资借鉴的资源。但它的偏执，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是不可否认的，是需要进行修正的。否则，人类将最终被西方现代文明带向毁灭的深渊。 儒教文明的义理资源、制度资源和智慧资源恰好是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良药，是一剂标本兼治的“中药”。惟有儒教文明才能把人类带出现代化的巨大迷障。修正现代文明，重开人类文化方向，是新儒教的又一重大使命。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同一个星球上，在互不交通的地域上，创生出“相生相克”的两大文明体系，这也许就是一种神恩天德，是天之所以不灭人类也。 孔元二五五八年夏于圣城曲阜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www.yuandao.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