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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述 前言 任何一种学说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是否反映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它的生命力来源于它内在的人文价值，来源于它对人类生存、发展和未来前途是否关心和是否提供了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智慧和基本的方法。 创立于人类社会“轴心时代”的儒学，它的内在核心价值就是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未来命运十分关心、并为之提供了解决人类面临困境的智慧和基本的方法，因而，儒学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它虽然在历史上有过功绩，有过僵化，也有过不幸，甚至陷入过“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但是它的基本价值并没有过时，它似乎像不倒翁，至今仍然有它的生命活力。 在中国学术界曾经广泛被引用的一句话：说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曾在巴黎开会，在其发表宣言中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2500年前中国孔子那里寻求的智慧。”李慎之先生极力寻找证据，企图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弄清这件事情的真相固然很重要，如果确有其事，说明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对孔子思想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自己的脑筋，从孔子的思想中去思考到底有没有能够为我们提供解决人类面临众多问题的智慧。 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是工具理性、科学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辉煌的20世纪中，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但造成了自然生态、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生态的失衡，人类面临着生存的严重危机。为了将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反思当今流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为此，我们从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儒学文明中去探讨儒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和它的普适性，一定会是很有现实价值的。 人本、民本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之一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人类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一切实践活动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功利性，都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人类的智慧在什么历史阶段上、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这个真理呢？不同的民族由于自身存在着的差异，由于生存环境以及智力开发程度的不同，不同民族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差别。作为世界三大文化发源地之一的中国，同样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神学统治的历史，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天命”“上帝”的不可信，从怀疑到某种程度的否定，直至把认识的重心从天命转移到对人事、对人的认识和肯定上，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在中国历史上，完成这一飞跃的是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从周公的“敬德保民”到孔子的“事人”重于“事鬼”，“知生”重于“知死”，都说明儒家学说把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核心和重点放在对人和人事的关心上，从而确定了儒家学说的最基本的、最核心的价值，即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 有一次，孔子上朝时家里马厩失火了，孔子回来后首先关心的是人，问马夫受伤了没有，而不问马如何。这在当时奴隶被当作私有财产且一匹马的价格大大高于一个奴隶价格的时代，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举动。古代有用活着的奴隶殉葬的残酷而野蛮的制度，后来用俑来代替人殉葬，孔子不但反对用活人殉葬，也反对用俑代替活人殉葬，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唯其像人而用之。” 在孔子看来，人有自身的价值和尊严，有他生存的权利，怎么可以用来殉葬呢？用俑代替人也是不人道的，因此发明这种殉葬方法的，他会断子绝孙的。在中国古代这是一句很重的咒骂语言。 从孔子设定的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儒家的后继者们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了孔子的人本主义的价值观。“惟人万物之灵” ，“天地之生，人为贵” ，在中国早已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这是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薰陶的结果。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存在物，因而，他也是宇宙中最为宝贵的存在物。在《周易》的宇宙结构模式中，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宇宙的观察者、认知者，但不是主宰者，他处于宇宙的中心而与宇宙协调地发展着。《中庸》中还说：人“与天地参”。参，叁也。人与天地并列为三，人在宇宙中具有重要的位置。 人是宇宙的中心，他更是社会、国家的根本。孔子施政学说中的四大措施，其中重视民众，特别重视民众的饮食尤为重要。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这是孟子明确表达的民本主义思想。荀子把民众与君主的关系比喻为水和舟的关系，是水主宰舟，而不是舟主宰水。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汉代贾谊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闻之於政。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悔，吏以民为贵贱”，这就叫做“民无不为本也。” 儒家认为，得到民众的拥护就能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得民最重要在于得民心；任何一个政权，它如果丧失了民心，失去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它早晚要垮台的。所以。儒家深刻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地位，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重要社会哲学命题。 儒家从人本、民本这个核心价值出发，深入探讨人的本性问题，这是建立独具儒家特色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不论是孔子的“德治”，还是孟子以性善论为其基础的“仁政”，以及荀子以性恶论为其基础的“王道”和以后出现的“大同”理想，都始终贯穿着人本和民本的思想。 建立在民本基础之上的德治，是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之一。当然统治者在施政实践中并没按儒家的政治学说去做，但是，人本、民本作为专制主义的一面镜子，它在一定的条件下起着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也往往作为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武器。 议会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典型形式。所谓议会民主实质上是有产阶级管理国家的一种方式，是资产阶级大亨分享国家权力的手段和工具，平民百姓仍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因为这种民主不是建立在民本的基础之上的，它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当然它相对于专制政治来说，是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想建立起以民为本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消除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均以及两极分化的不合理现象。 宇宙的发展，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世界就分裂成为人类和自然的二重化现象。人是宇宙中最有灵性的存在物，因为他不只是能认识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能利用自然的物质和规律，创造发明自然界没有的东西为人类自身服务。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都是人，人是世间最宝贵的因素。智者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它不仅仅是“存在事物的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的不存在的尺度。” 既然以自我的需要为尺度来判断事物存在的价值，而人的活动都带明确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因而认识到人在宇宙中、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而使人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能动性观念得以大大的提升。 现代社会的发展证明儒家人本、民本这个核心价值诉求的重要性，联合国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充分肯定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儒家倡导的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虽然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其中包含的核心价值没有过时，这样的价值诉求永远也不会过时。我们应该把儒家这种价值诉求的具体形式和它所打上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烙印，加以扬弃，加以否定，而把它的核心价值部分加以弘扬。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人在社会、国家以及企业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越来越受到肯定。政治上的民主化，人的各种权利和需求已经或将受到法律的保护。在企业管理中，人不在只是被管理的对象，以人为本的管理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的主流。所以儒家人本、民本的这种核心价值合乎逻辑地具有它的现实性和普适性。 和谐、合作与协调是儒学核心价值之二 世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多种要素、多种元素、多种成份构成的，单一的、纯而又纯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儒家哲学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处于混沌状态的“元气”，即所谓“太虚即气。” “元气”分而为二，形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又连续不断的一分为二，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所以儒家认为，不论自然界的还是社会的事物以及人的观念都是复杂的。对于客观存在的复杂的事物就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对待它，而应该用辩证的和合的哲学立场去看待它。“和为贵”，“和而不同”，“允执厥中”，乃至“阴阳互补”是儒家一贯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和处理问题方法。 “和”与“同”是中国哲学独有的范畴。“和”就其字面意义讲，指和谐、协调、适中以及和睦等。从哲学意义上讲，指不同要素的有机组合或“指要在矛盾对立的诸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实现真正的和谐、统一”， 即矛盾的具体的同一。“同”，从哲学意义上讲，指单纯的相同因素的机械组合，或指没有矛盾冲突的抽象的同一。儒家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又称之为“和合”。“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种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简要地说，和合是指不同因素，不同矛盾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和合思想，和合的价值的诉求，是儒家独特的核心价值追求。 “和合”按其不同标准，可以有不同分类。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中国博大精深的易学把儒家这种独特和合思想分为五种类型：一为中道和合，二为交泰和合，三为消息和合，四为既济和合 ，五为生克和合。这五种形态的和合，总名之为“阴阳和合”，或阴阳互补。 再有，以人为中心，以人所面对的各种关系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人与自然的和合，人与社会的和合，人与人之间的和合以及人的生理与心灵的和合。还有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同一国家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合，不同国家间民族与民族的和合，国家与国家间的和合。 “天人合一”是儒家哲学的基本命题。儒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部分而已，人与自然应该和睦相处。孟子提出“知心—知性—知天”的理论，把人的心灵、本性以及自然看成是一个整体，人的心性与自然是相通的。孟子主张把人的爱的本性扩展出去，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即不只是人与人之间要相爱，还要爱物类。张载还说：“民吾同胞，物吾与（朋友）也。” 万物是人类的朋友，因此，应该保护自然生态，不要任意砍伐树木，不要任意捕杀动物，也不要用很密的网捕获鱼类，要“成己成物”，不但要让自己有所成，也要让物类有所成。儒家这种爱护自然生态的价值取向，在历史上以及在中国人民的心灵中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生态体系中，儒家强调“和为贵”和“中庸之道”。在处理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事务中，不能没有“度”，或“过”或“不及”、或宽或猛，都不合乎中道，只有在社会的各种矛盾或冲突中寻求“适度”“适中”，以求达到和谐、协调与统一。“和为贵”是一个根本的指导原则。要达到社会生态的平衡，重点在于教育人，提高民众和官吏的道德意识，力图使他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规范，其中执政者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尤为重要；政治上，要以德政为主，绝不允许实行苛政或暴政；经济上，主张均平，反对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的两极分化现象，要使“黎民不饥不寒，使之养生丧死无憾”；在精神生活上，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总而言之，儒家认为，爱人爱民，“泛爱众”，“博施济众”， “惠民利民”，实行这种伟大的人文关怀，是实现社会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是，人类面临的矛盾和冲突不是在减少，而是一天天加剧。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以至人内在的心灵的冲突，这些冲突基本上都是人自身行为不当或过失所造成的。一些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或是由于当政者民族政策的错误，或由于民族分裂主义者肆意挑起的。当今的国家之间的冲突，或由于超级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片面支持一方，或由超级大国直接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和直接进行军事挑衅所形成的。 由于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自然生态环境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全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然对弱小国家使用武力，在巴尔半岛使用贫铀炸弹，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有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公然“拒绝履行《京都协议书》，反对有关减少二氧化碳等导致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的要求，这将使地球的污染状态进一步恶化。” 这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霸权主义得不到遏制，人类的生存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将面临毁灭。 儒家并不回避世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方式，是力图采取柔性的或以柔克刚的手段，它与以暴制暴或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的方法完全不同。深受和为贵和和合文化薰陶下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从来不崇尚武力，也没有奴役和压迫过别的民族，更没有去征服过别的国家。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儒家和平、和谐这个核心价值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的升华。面对人类面临的种种冲突，儒家的和合、和谐和“和为贵”的价值观，一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普遍的适用价值。 爱民、富民、教民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之三 人与人之间是“相爱”还是“相贼”，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与把人与人之间看成是“狼”的关系相反，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在中国文化中，不只儒家讲“仁爱”，而且道家讲“慈爱”，墨家讲“兼爱”，仁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它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在儒家的德治学说中，充分体现着仁爱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在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史上，不只儒家讲以人为本的治国之术，而且道家也讲。老子的弟子亢仓曾说，“国以人为本，人安则国安。故爱国之君，务求理人之术。” 儒家“理人之术”的重要特点就是“道之以德”或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即以仁爱之心去治理国家。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爱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孔子还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戾，则民寿矣。” 治理国家最迫切的事是使人民富裕和长寿。节省苦力劳役，减轻赋税，人民就富裕了；督促实行礼义教化，使人民远离犯罪、减少疾病，就可以长寿了。 富民、利民、惠民是儒家一贯的经济政策。儒家主张，给人民以一定产业，加强和发展农业生产，不要农忙的时节摊派劳役；同时也要促进商业的发展，要为商品的流通提供保护；要“因民之利而利之”，实行自然无为的经济政策；儒家反对对民众的超经济剥削，孔子主张什一之税，孟子也主张减轻赋税，要求实行“市场上的货栈不收税，关卡只进行稽查而不收税，耕田的人只需助耕公田而不必交纳租税” 荀子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荀子认为，为了富民，必须“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 儒家把对民众的教育看成是对国家治理的条件，“为国之道，教育为先。”孔子首开平民教育，为打破官方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儒家教育民众的内容也是极为丰富的，不只有道德伦理、礼仪行为规范的教育，文化历史知识的教育，还有技艺的教育如射箭、驾车之类，此外还特别重视诗教和乐教。在儒家看来，人的素质道德是德行，无德就是人性发生了异化，如同禽兽。为了使人具备应该有的德行，要不断对人进行教育，不断的进行修心养性，不断的自我改造，革新自己。儒家培育人才的目标是德才兼备者，既要进行道德教育，也要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儒家提倡的诗教和乐教，主要是要通过这种诗歌和音乐的艺术形象来陶冶人的情操，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建立一个具有艺术美的心灵家园。通过教育使人具有善的道德观念和谐和的心态，力图建立一个稳定协调的社会环境，使社会生态保持平衡。在儒家看来，如果不对民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在他们犯了法的时候再去惩罚他们，是一种暴虐的不文明的行为。 人与人相爱应该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追求，求富是每一个人的正当欲望，通过教育提高人的道德、文化素质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由此可见，儒学的爱民、富民和教民的核心价值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诉求。 结束语 以上，我们只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从三个方面揭示和论述了儒学的核心价值，但是，儒学的核心价值绝不是只有这三个方面，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具有它多层次、多角度的普适性和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为了适应这一新历史时代的变化，已有不少的学者关注全球伦理、世界伦理或普世伦理的研究。从《走向全球化伦理宣言》到《世界伦理宣言》正好就反映了这一时代的需求。在《世界伦理宣言》中，对“世界伦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如下的界定：“所谓‘世界伦理’，并不是指一个世界性的意识形态，或一个‘单一的统一宗教’超越所有现存的诸宗教，更不是指其中一个宗教宰制所有其他宗教。我们心目中的世界伦理是指，‘有约束力价值、不可取消的标准，以及个人态度的基础共识’。没有这样的对于世界伦理的基础共识，迟早每个社团会被混乱或专制所威胁，而个人也会绝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建立一个各国人民都能认可的“基础共识”，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在人类创造的这个现实世界中，其文化是复杂的、多元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文化传统是不同的，其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制度或政治体制也是不同的，当前面临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从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中去寻求统一性和共同性，从多元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中去寻求其核心价值，由此再进一步寻求各国人民都能认可的“基础共识”，从而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历史借鉴。 2001年4月22日初稿于成都府南河畔的“青松斋” 2001年4月24日定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