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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前，笔者的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后，另一篇在学术界虽无声息，但具有针锋相对意义的大作，即管怀伦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2）在同一杂志面世了。管怀伦教授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接着对“六个阶段”作了详论。（3）十年后，《北京科技日报》记者张星海先生采访笔者的大作《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4）在学术界又一次引起极大反响后，另一篇在学术界虽无声息，但仍具有针锋相对意义的千字文，即管怀伦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确有其事》在《金陵晚报》面世了，仍老调重弹。（5）迫于管教授的咄咄相逼和读者的压力，笔者发表了反商榷的文章《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管怀伦教授及其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认为，管教授自诩和其他学者相称道的管教授对此问题的新理解：即从“过程”上看问题，不是管教授的新发明，而是司马光的“冷饭”，司马光用这一方法没有问题，管教授更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管教授对这一方法论属误用等。（6）令人遗憾的是，管教授对此文极为不满，发“公开信”予以指责，还无中生有地说，笔者只针对他的千字文进行反商榷是错误的。（7）实际上，管教授的大作、千字文在社会上之所以有点影响，都是我将其贴到网上的缘故，我的反批评也明确说是对他十年前大作的回应，管教授对此都视而不见。（8）由于管教授坚持认为，他的“过程”说出自班固，笔者又写了《“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9）予以批评。今年，管教授再弹老调，发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了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兼答孙景坛教授对“过程说”的质疑》（10），迫使笔者又写了《再质管怀伦教授的“罢黜百家”之“过程说”》（11）。管教授又作《答孙景坛〈再质管怀伦教授的“罢黜百家”之“过程说”〉书》等（12）对笔者进行指责，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对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以及其他学术见解进行剖析，本文只想剖析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 必须指出，管教授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的主要根据不在“过程”说，因为“过程”说只是方法论，不是他大作的核心论题，他的核心论题是：“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管教授的“过程”说认为，汉武帝元年初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言”，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既属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为什么要把张进教授拉进来，因为张教授在与笔者商榷时，也是这么认为的。（13）即，此说是管教授倡之，张教授和之，他俩演的是“二重奏”。这里就想详细谈谈这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把“卫绾议奏”说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炒”司马光的“冷饭” 管怀伦教授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由六个阶段构成。”先是“罢黜刑法”：汉武帝元年初，“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武帝即位……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14）张进教授也有类似的见解。（15） 应当指出：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不是管怀伦或张进教授的新发明，而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并且这种做法很不妥。 第一，首先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者是司马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汉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这里，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说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压在了“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之前。这样，“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就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阶段。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的说法，可以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年说，这种说法虽然曾是北宋以来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说法，但由于其根据不充分，现已基本被冷落，管、张二教授对此亦持否定态度。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元年”说即将寿终正寝，其“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畴”说也理应被唾弃，然而却被管、张二教授重新拾起。 第二，司马光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当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个阶段，根据虽不充分，但有一定道理；管、张二先生“炒”司马光的这一“冷饭”，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提到了汉武帝元年“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之前，这样，他有理由认为，这是在实施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管、张二教授坚持班固《汉书》的说法，将董仲舒的对策定在汉武帝七年，董仲舒还没有对策，汉武帝怎么就能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他们这样做，显然欠妥。 第三，班固没有将“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的思想。管教授在与笔者商榷时，坚持认为：将“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纳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是班固。他说：“班固……在精心记载相关历史事实的同时，不自觉地给我们勾勒了一个清晰的历史过程。证明这个问题并不困难，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指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为相而隆儒矣。’这里的‘初立’是关键词。解析‘初立’不能想当然，应以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任丞相为标准。”（16）然后又说：“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从而揭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序幕。”（17）完全是自相矛盾。既然班固认为，“隆儒”开始于魏其，要知道，魏其是接替卫绾任相的，怎么能把魏其的前任卫绾也纳进来呢？而且，管教授对班固的理解也是断章取义，《汉书·董仲舒传》原话是：“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这里有三层意思：1、汉武帝初立，从魏其为相开始重视儒学；2、从魏其到武安侯为相，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隆儒”，不可抬高；3、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是重要得不得了，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都是董仲舒的功劳。就是说，班固这里是贬低魏其和武安侯，极力宣扬董仲舒，根本不是写“尊儒”过程。管教授将其当“尊儒”过程，并在该过程前加了个“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是对班固的曲解。 第四，管教授对卫绾的猜测缺乏证据。管教授认为，“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这纯属猜测。即使卫绾真的“摸到了‘今上’的精神”，或“是奉了‘今上’的密旨”也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某个儒家包括董仲舒要先给汉武帝个“密奏”，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所采纳，此说方能成立。管教授编故事都编不圆！ 二、把卫绾当成儒家是“炒”司马光诸弟子的“冷饭” 管怀伦、张进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根据，就是认为卫绾是儒家。如管教授说：卫绾“作为武帝的老师……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18）卫绾“请罢诸家却不列黄老，明尊儒术又不明言，其策略之高，决非等闲”（19）；张教授说：“一般来说，学术界都认为卫绾的思想偏重儒家。……《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又云：‘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所言。天子（景帝）以为敦厚，可相少主。’据此可知，卫绾曾做过武帝的太傅（王臧曾做过武帝的少傅），且为人‘敦厚’，从未提出过施政建议。因此，若考虑到武帝即位时才仅仅16岁，他在建元元年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即显然应是其师生的预谋。否则的话，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又为什么要把他罢免？（武帝当时还没有完全亲政，所有重大事宜都必须奏事“东宫”——窦太后）更何况，如果他真是代表黄老，并打击“刑法”，即使汉武帝想把他罢免，窦太后也根本不可能批准。可见他并非代表黄老，而应是尊儒一派，他的上奏实际也应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项举措。”（20） 应当指出：把卫绾当成儒家，不是管教授的新发明，张教授讲得清楚，是学术界的早就有了的一种见解。但持此见解的是些什么人，张教授没有说，这个问题和重要。事实上，管、张二教授这是又在“炒”司马光的诸弟子的“冷饭”，并且这种做法也不妥。 第一，最早把卫绾当成儒家的是司马光的诸弟子。必须指出，司马迁和班固从未说“卫绾是儒家”，是司马光的诸弟子在论证司马光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年说时，首次提出的“卫绾是儒家。”如今人张维华先生说：“汉武帝在为太子时，就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教育。《汉书·卫绾传》：‘上（指景帝）既立胶东王（指武帝）为太子，召绾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傅是太子的老师，负有教诲和匡导太子的责任，卫绾是个儒生，可想他在教诲和匡导武帝时，必然用了一些儒家的学说和思想”；“卫绾的议奏中固然没有明白指出黄老之言来，其中必然是暗含着的。”（21）即张教授说的“学术界都认为卫绾的思想偏重儒家。”不过，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元年”说即将寿终正寝，其“卫绾为儒家”的说法也理应被唾弃，然而却被管、张二教授重新拾起。 第二，司马光的诸弟子把“卫绾当成儒家”，根据虽不充分，但有一定道理；管、张二教授“炒”司马光诸弟子的这一“冷饭”，不能自圆其说。必须指出，司马光的诸弟子，把“卫绾当成儒家”的主要根据是：卫绾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如张维华先生说：卫绾的建议，“即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这件事。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卫绾不过是执行他的建议而已。……卫绾接受了他的建议，所以就提出‘罢申商诸家之言’的说法。”（22）因为张维华先生坚持司马光的董仲舒的对策在汉武帝元年的说法。管、张二教授则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在汉武帝七年，“卫绾为儒家”就失去了凭据，因为董仲舒还没有对策，卫绾是不会受他影响而成为儒家的。就是说，管、张二教授只抄袭了司马光诸弟子的结论，忽视了他们的前提，这是不妥的。 第三，卫绾的帝师身份不能证明他是儒家。诚然，卫绾是汉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傅”，管、张二教授都学张维华先生，把卫绾的帝师身份当成他是儒家的重要证据，以及认为汉武帝的儒家思想是卫绾教的。然而，他们都忘了：汉武帝真正的儒家帝师是王臧。《史记·儒林列传》说：“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汉武帝——引者）少傅。”《汉书·儒林传》也说：“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汉武帝——引者）少傅。”可见，《史记》和《汉书》都明载：汉武帝的儒家帝师是王臧，汉武帝为太子时学的儒家经典是《诗》。汉武帝的儒家思想是王臧灌输的。张维华先生和管、张二教授认为卫绾是汉武帝的儒家帝师，以及是他向汉武帝灌输的儒家思想是缺乏根据的。汉武帝已经有了一个儒家帝师王臧，如果再把卫绾当成儒家帝师，汉武帝就有了两个儒家帝师，连一个“黄老学”的老师都没有了。不要忘了，汉景帝时期是“黄老之治”，“黄老之治”下的太子只学儒家，不学“黄老”，是不可能的。王臧是儒家，他不会教汉武帝的“黄老学”，而汉武帝的“黄老学”只能由卫绾来教。而且，王臧是汉武帝的“少傅”，卫绾是“太傅”，“太傅”的地位远远高于“少傅”，足证王臧教的是儒学，而卫绾教的是“黄老学”，因为当时“黄老学”高于“儒学。”汉武帝当时也只能是学“黄老”为主，学儒为辅。（23） 第四。管、张二教授对“卫绾是儒家”的证明也欠妥。1、不能用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证明卫绾是儒家。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并没说“尊儒”，现在是管、张二教授“炒”司马光的诸弟子的“冷饭”，说他“罢申商韩苏张言”就是想“尊儒”。要知道，要证明卫绾此举的目的是“尊儒”，前提是，必须要证明卫绾是儒家，此说才可能成立。张教授没有举出其他确凿证据证明卫绾是儒家，就说“若考虑到武帝即位时才仅仅16岁，他在建元元年所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即显然应是其师生的预谋”，即用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反证卫绾是儒家，这是循环论证，逻辑上说不通。2、卫绾免相是外戚争权的结果。管、张二教授都认为，卫绾免相，是因他“罢申商韩苏张言”造成的。其实，《史记》和《汉书》有明载，只是管、张二教授不肯面对：西汉有重外戚的惯例，“吴楚七国之乱”时，汉景帝逼窦婴出面镇压，窦婴立了大功，封魏其侯。桃侯免相时，本应用窦婴，窦太后也要汉景帝用窦婴，汉景帝不同意，用了卫绾。汉景帝驾崩，实权落入窦太皇太后和汉武帝母亲王太后手中，窦、王两家的外戚都想对政治重新洗牌。因此，卫绾免相，势在必然，他能斗过两家外戚吗？“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於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24）特别是，窦太皇太后驾崩，田蚡又以外戚的身份当了丞相，都是一理。而且，卫绾的免相，是主动以“有病”的名义退休的。3、如果说卫绾因“尊儒”被免相，为什么窦太皇太后还用了“隆儒”的窦婴和田蚡？要知道，窦婴和田蚡的“隆儒”可是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并且，他们开始“尊儒”时的每一个步骤还都得到了窦太皇太后的批准！岂不令人费解？这里，管、张二教授是把窦太皇太后当成了“恐儒症”病者，不妥。事实上，汉代包括窦太皇太后都不反对一般“尊儒”，即在“黄老之治”范畴内吸收儒家思想，只是反对“绌退黄老”，把儒学当成治国的主导思想。窦太皇太后后来打击王臧、赵绾、窦婴和田蚡，就是因为他们要“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如果他们不挑战“黄老”的主导地位，窦太皇太后是不会予以打击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清楚：卫绾的免相，根本不是他试图“尊儒”惹的祸。要知道，卫绾并没有说要“尊儒”，更没说要“绌抑黄老”。即使卫绾真的想“尊儒”，他不说出来、不做出来，窦太皇太后也不会去管的。 三、我们应如何正确理解“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的问题 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主要在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上做文章，这里有必要对“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的问题作一详细探讨。 第一，为什么说卫绾的思想性质是“黄老”？1、司马迁和班固都没说卫绾是儒家。在《史记》和《汉书》中，“卫绾传”都是与“黄老”人物摆在一起“合传”的，如《史记》是在《万石张叔列传》中，《汉书》是在《万石卫直周张传》中，这些人物在思想上都属“黄老”。而且，卫绾的行事，也与“黄老”人物的“不言而躬行”同，如汉景帝认为他能“持重”、（25）“敦厚，可相少主”（26）等。2、从卫绾的生平看，他的思想性质是“黄老。”卫绾不是出身于学者，他以“戏车”——一种杂技，事汉文帝，做事勤谨，被提为“郎”。“吴楚七国之乱”时，卫绾被汉景帝拜为将，有功，封“建陵侯”，后任丞相。要知道，文景时期，是“黄老之治”，卫绾的主要活动，都在此时期，他不学“黄老”是不可能的，他不是“黄老”也不会被提拔。因为“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27），管教授对此也是承认的。卫绾不是学者，却当上了太子太傅，说明他肯定教的是“黄老”，因为“黄老”教育主要是“躬行”，不是言教。3、在司马光诸弟子证明卫绾是儒家之前，没有人认为卫绾是儒家。如唐代刘禹锡有诗说：“贾谊明王道，卫绾功车戏。同遇汉文帝，哪个居高位？”（28）显然，刘禹锡不认为卫绾是儒家，他在此贬抑“黄老”的卫绾，为儒家的贾谊鸣不平。4、如果认为卫绾是儒家，有许多问题不可解。如：卫绾的儒家师门问题，他老师是谁？他学的是儒家的什么学科？都于史无征。卫绾是儒家，为什么在不任儒的时代，他还当上了丞相，岂不是笑话？既然卫绾是儒家丞相，汉景帝时期还是不是“黄老之治”了？儒家人物都能当丞相了，“绌抑黄老尊崇儒学”还有什么意义？如果卫绾是儒家丞相，史家为什么还说公孙弘是第一个儒家丞相，岂不矛盾？等等。 第二，如何正确理解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卫绾是儒家，那么，就要对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做新的评估。张进教授批评笔者说：孙景坛“认为卫绾是黄老派——‘卫绾是“黄老”派，他“罢刑、法”是“黄老”对“刑法”派的打击，与后来窦太皇太后打击王臧、赵绾的性质是一样的。’不知其根据何在？”（29）其实，这个问题张、管二教授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除了认为卫绾是儒家外，对“黄老之治”的理解也有问题。管、张二教授都认为“申商韩苏张言”是“黄老”思想，传统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也都认为。而且，管、张二教授与学术界都认为，“黄老”是一个学说体系，内部无斗争，是铁板一块。这是不妥的。众所周知，“黄老”即黄帝和老子，二者是两个学说：黄帝的经典是《黄帝四经》，老子的经典是《德道经》，不包括“申商韩苏张言”。“黄老之治”应当分为“黄帝之治”和“老子之治”，二者不能同时运用，只能交替为主，二者的矛盾斗争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无论是“黄帝之治”还是“老子之治”，对与自己相近的思想都有吸收，当时的“申商韩苏张言”，就是“黄老之治”时，黄帝学派对“申商韩苏张”思想的吸收。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倾向“黄帝之治”，而窦太后倾向“老子之治”，汉景帝多用与“黄帝”思想较接近的晁错等“术家”，即“刑法”人物，窦太后等贵戚则坚决反对。如《汉书·酷吏传》载：坚持“申商韩”思想的酷吏郅都，人号“苍鹰”，由于逼死了临江王，汉景帝想保护他，窦太后不准，结果被处了死刑；《汉书·爰盎晁错传》载：晁错也坚持“申商韩苏张”思想，主张“削藩”，得到了汉景帝的支持，但包括窦太后在内的贵戚都反对，酿成了“七国之乱”，晁错被诛。可见，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与窦太皇太后等贵戚打击“刑法”的一贯思想是相符的。所以，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并不是要打击“黄老”，而是老子学派对“黄帝之治”时吸收“刑法”思想的一种内部清理。（30） 第三，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的历史背景究竟是什么？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范畴，因为这是汉景帝晚期政治和思想斗争的继续。笔者说过，汉景帝生前倾向“黄帝之治”，窦太后倾向“老子之治”，汉景帝一死，窦太后成了实权人物，恢复“老子之治”势在必行，而“老子之治”就是要反对“刑法”思想。事实上，在汉景帝后期，如何对待“刑法”就存在争议。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最大的政治事件是“吴楚七国之乱”，该事件对汉人的震动非常大，他们一直在对此进行反思。贵戚们认为，“吴楚七国之乱”是“申商韩苏张”人物捣的鬼，即是晁错的“削藩建议”造成的，无论是朝廷，还是郡国，都不能再用这些人了。他们尤其认为，晁错被诛，是罪有应得。不过，也有人为晁错鸣冤，汉景帝仍坚持重用为晁错鸣冤的邓公。（31）现在，汉景帝去世了，贵戚们坚决要对此予以纠正。晁错当年爬上高位，是在“举贤良”时，对策出众而上来的。（32）所以，在汉武帝元年又“举贤良”时，卫绾就建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必须指出，卫绾的此项建议，不是卫绾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代表了整个贵戚的意见，窦太皇太后也是批准了的。要知道，此时朝中所有的大事都要上报窦太皇太后，窦太皇太后要先批准，汉武帝才能批准。 第四，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管教授说：卫绾的建议，“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但是并没有真正实行，《汉书》没有明说原因，我认为应该主要是黄老派的阻挠。”此说不妥。必须指出，卫绾的建议只是在“举贤良”时不录取治“申商韩苏张言”的考生，这一点无疑得到了执行。因为该年主要录取的人有严助、公孙弘等，他们都不是治“申商韩苏张言”的。尤其是，当严助任会稽太守时，汉武帝还特别给他指示说：“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33）怎么能说卫绾的建议“并没有真正实行”呢？这里，是管教授曲解了卫绾的建议，将其理解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将其理解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没有真正实行”，因为这只是管教授的一厢情愿，不是历史的真实。 四、画虎不成反类犬：“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中的一个“诡谲”的怪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把卫绾当成儒家，还是把卫绾的“罢申商韩苏张言”当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缺乏依据。因此，管、张二教授把卫绾“罢‘申商韩苏张’言”当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以及核心论题都是不妥的。就是说，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有几点还须说明：第一，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中的一个怪胎。从古到今，所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认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唯独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例外。或者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史学界的常识，可是管、张二教授对此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传统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管怀伦教授甚至认为学术界围绕“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来谈问题是不妥的。殊不知，学术界从古到今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都已够荒唐，而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更是旷古奇闻！ 第二，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个不合逻辑的学术拼盘。管、张二教授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打的都是班固的大旗，可贩卖的都是司马光的私货。因为在班固那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始至终都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要根据，但在管、张二教授那里，卫绾是儒家和其“罢申商韩苏张言”却成了主要根据，而这些恰好是司马光及其诸弟子的学术思想。尤其是，管教授在证明该问题的方法论上，也是用的司马光的“过程说”。（34）尽管管教授反复辩白，认为自己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与司马光没有关系，但这只是“隔壁阿二不曾偷”的自供状。而且，在班固那里，一定要区分王臧、赵绾、窦婴以及田蚡的“绌抑黄老尊崇儒学”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司马光那里，是不需要区分的。笔者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从这种区分入手的。而管、张二教授也从司马光的观点出发，认为没有必要区分，又从根本上卖了班固。如管教授说：“孙文在否定‘独尊儒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崇高（尚）儒学’的新概念。其实，这只有文字学意义上的微妙分歧，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怎么能一边说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边又认定崇尚儒学是客观事实？”（35）张教授也说：“既认为汉武帝尊儒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却又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显然是自相矛盾。”（36）可见，管、张二教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班固和司马光说法的大杂烩。 第三，管、张二教授的“汉武帝采纳卫绾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是个史实错乱的“谲诡”过程。管怀伦教授最近又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个波谲云诡的历史过程”（37）。其实，这一“波谲云诡”，主要在史实错乱。管教授在阐发这一过程时，除了认为卫绾是儒家，认为汉武帝的儒家思想不是他儒家帝师王臧而是卫绾灌输的以外，还认为，“建元六年，‘武安君为丞相，绌抑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终于从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38）将公孙弘任相提到了汉武帝六年。当笔者指出其这一错误时，管教授拒不承认，放言说：“不知是不是班固又造谣了，反正我是从他的书里抄来的材料。”（39）殊不知，这回班固没造谣，是管教授自己抄错了，他不该在第二则史料前面冠以“建元六年”字样，这一加就错了。另外，他还认为，“罢黜百家”的过程，“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前十年的时间；如果把公孙弘元光五年的上书活动计算在内，起码有十一年之久。”（40）当笔者指出公孙弘的上书是在汉武帝十七年时；管教授又放言：“对于时间，我可是上未封顶，下没保底吆，用了‘起码’是一个最保守的说法呀。”这里我真要拷问管教授的良心了：“罢黜百家”的过程，“上未封顶，下没保底”岂不是无限的了，是不是想把汉武帝累死不成？汉武帝已经死了，这一过程结没结束？这样一个无限的过程叫读者如何把握？管教授的诡辩简直到了耍赖的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