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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教授的回应文章题为《再谈“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二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孙教授对有些问题已不再提及，看来可能已改变看法。但孙教授却仍然坚持，拙文还是没批到他的“点子上”，并提出了几个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批评拙作没有重点批驳他的主要论据。孙教授说： 广大读者和理论界都知道：笔者关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的核心思想，不是质疑“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和“董仲舒‘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等，而是《天人三策》本身存在“致命伤”，不能自圆其说：1、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2、三策性质不同；3、三策时间不一；4、第三策是汉武帝中晚期作品，等等，说明它不是董仲舒在武帝初的儒学答卷。（4）张教授对笔者的这一核心思想，未置一词，把关键问题绕过去了。应当说，张教授批评我，写的大作是驳论性质。写驳论的基本要求是，为了证明对方的观点错误，一定要将对方的主要论据批倒，不批倒对方的主要论据，就不能证明对方的观点是错误的。既然我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主要根据是《天人三策》本身有“致命伤”，张教授就应直面这个问题，反证《天人三策》没有“致命伤”，或这些“致命伤”是可以合理解释的。对我的“四点根据”即使不逐条批驳，也要择其要来评析，指出其错误。张教授两篇文章的题目表面都与我针锋相对，我说“罢黜百家是学术谎言”，他就说“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但二文都没触及我的核心论据，这恐怕是学术批评的“滑铁卢”。张教授的大作，如果是自娱自乐，无可厚非，如果贴上批评孙景坛的标签，有点欠妥。 恕我直言，拙作对这一问题已经讲得够清楚了。首先，借用孙教授的话说，请孙教授不要“自娱自乐”，更不要强加于人。是孙教授提出“刘向、刘歆父子都没有提及此事”和“董仲舒‘没有参加新的儒学博士对策的可能’”等问题的，笔者才予以讨论，怎么现在孙教授却反而倒打一耙呢？其次，就算拙作没有批驳孙教授的主要论据，只是批驳了孙教授的“次要”论据，那也不能说是没有批到“点子”上，至少这也是其证据链上的一些环节，而与答非所问的逻辑错误还完全是两回事。孙教授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甚或自豪的呢？第三，拙作虽然没有具体批驳其主要论据，但也还是从宏观上谈了班固不可能私自作伪的问题，孙教授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一下呢？ 其实，在这一问题上，拙作对孙教授还多少留有余地。一方面，考虑到孙教授是哲学教授，对历史和古文阅读可能基础较弱，不宜严格以历史研究的学者标准来要求（笔者最初甚至连孙教授的大名都没有提及）；另一方面，拙作也希望通过宏观的论证能促使孙教授对自己的论据重新审视，最好能自己修正一些不妥当的提法。现在看来，孙教授完全没有理解笔者的意图。而既然孙教授一定要笔者点破，那么以下就尊瞩“择其要来评析”一下。 从几篇文章来看，孙教授自以为班固作伪最“确凿”的证据大致有两点： 其一，是认为班固在《天人三策》的第三策中“画蛇添足”地加了“仲舒”二字，暴露了作伪的马脚。例如： 《汉书·董仲舒传》的作伪，主要表现在《天人三策》上，《天人三策》是班固从汉武帝时期搜罗的三篇与董仲舒思想相近的对策，拼凑而成。其中，没有一篇对策能证明是董仲舒所作。尤其第三策，班固在对策中着意加了“仲舒”二字，这是画蛇添足。（《汉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但实际上，汉人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乃是一种常见现象。例如公孙弘，他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对策中就加上自己的名字说：“臣弘愚戅，不足以奉大对。”（《汉书·公孙弘传》）而如果说在对策中加上自己的名字就肯定是作伪，那么公孙弘乃至其他一些人的对策岂不都是作伪？这显然是荒唐的（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蔡邕《独断》卷上）。 其二，就是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存在许多“致命伤”。请看孙教授的白话文论证： 《天人三策》是伪作。考题都有问题：考题1说：你现在被取为第一，我再考考你。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考题2说：你们一百余人来考试，现在出题考你们。这才是公共考卷，可班固说是复试考题！……考题3说：你的学问已达到最高，你好好阐发一下，我将亲自研究。这哪是考卷，分明是请教，任何一个考官、哪怕是最蹩脚的考官都不会出这样的考题，何况汉武帝！答卷问题更大：答卷1说：我们汉朝建国已70余年。注意：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202年到武帝七年（笔者按，即元光元年），才68年，怎么能说70余年？答卷2说：夜郎、康居二国，已向我大汉悦德归义。注意：康居归汉，在武帝七年之后。答卷3说：现在法制大坏，刑狱太滥，犯罪人数激增。武帝六年才结束“黄老之治”，刑狱怎么会滥成这样？这一现象，是武帝中期后，重用酷吏的结果。（《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附录·“罢黜百家”属班固伪造》） 这里就着重谈谈所谓“第一策和第二策顺序颠倒”问题（其他问题，笔者另文讨论）。孙教授说：“考题1应为公共考题，班固也这么说，怎么成了复试题？”而理由就是考题中说董仲舒已经被“取为第一”了。但笔者翻遍《汉书·董仲舒传》也没有找到董仲舒被取为第一的记载。原来孙教授是把汉武帝所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解释成董仲舒被取为第一。此为大误！关键即在于：汉武帝这里所说的“子大夫”并非是指董仲舒，而是指所有贤良文学。这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元光五年策问贤良文学的制诏便可以得到证明。如元光元年诏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汉书·武帝纪》）元光五年制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子大夫习焉。”（《汉书·公孙弘传》）另外，“褎然为举首”也并非对策被取为第一的意思，而是说贤良文学在各地被推举时名列榜首。大概孙教授并不了解汉代推举贤良文学的程序，这些贤良文学都是在各地经过推举产生的，一般一个郡或一个王国只能推举一人，所以他们还都要经过选拔。在某种程度上，这与今天高考北大、清华录取的新生大多是全国各地的高考状元比较类似。所以汉武帝才赞扬他们说：“朕甚嘉之。”可见，这根本不是什么考题有问题，实际是孙教授没有读懂史料。故以下所论，也就完全失去了依托。 二是对笔者所说班固“编修《汉书》是政府行为”，他要参看“国家档案”，“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提出质疑—— 张教授说：班固“编修《汉书》是政府行为”，他要参看“国家档案”，“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是无法私自伪造的。”这话不可靠。1、在“编书”问题上，有时政府和个人都会作假。如：东汉刘秀就命人作伪《谶》，作的人反对，遭到批评，后来他把自己也写进了伪《谶》，刘秀不同意也没办法。2、班固修《汉书》时，“西汉档案”经“更始之乱”已严重损毁，班固作伪《天人三策》，钻的就是这个空子。3、班固作伪前科颇多，如私改“严安上书”等。4、《天人三策》是“数百人参加的大型对策”，为什么不能伪造？要知道，时间已过了“数百年”（张教授语）。我们“文革”离“井冈山时期”不到50年，有人就伪造了林彪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 但如此质疑却实在令人费解。笔者不知道孙教授想说些什么。从孙教授的“质疑”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人在史书上作假，尽管有可能非常隐蔽，甚至有官方的支持，但最终也都会被揭露出来。刘秀的事例是这样，林彪和毛泽东的“会师”也不例外。因而如果班固作假，也肯定会被揭露。但对班固的公然“作假”历史上却从未有人揭露，可见他实际并未作假。难道这就是孙教授要证明的问题吗？ 至于孙教授所说班固私改“严安”上书事，恐怕也没有根据。有一点需要说明，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他们所记载严安的上书实际都是节选（参看蔡邕《独断》）和编辑。考虑到班固节选在后，并且补记了一段引言，因而可以肯定班固曾看过严安上书的存档材料。当然司马迁也看过严安上书的全文，但他从一开始就只节选了主要议论内容，并删除了引言和其他部分。另外《史记》比较注重文采，这与《汉书》语言比较朴实也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史家编修史书的角度说，在不影响史实和文意的情况下，司马迁和班固实际都对严安的上书进行过编辑和修改。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和《汉书》对严安上书的不同记载（其实除了引言，也就是个别字词的不同）还很可能是《汉书》更为准确。而且就算是班固修改了严安的上书，我们把《汉书·严安传》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对照阅读，也可以很容易看出：其二者所表达的内容完全相同，并不存在所谓“私改”而造成理解错误的问题。所以对《史记》和《汉书》关于严安上书的某些不同记载，我们还没有根据把它就定性为班固“私改”。 孙教授还批评说： 张教授承认《史记·武帝本纪》应叫《孝武本纪》，但坚持认为，《孝武本纪》能证明司马迁对汉武帝有偏见。事实上，该本纪叫《孝武本纪》也不对。《史记·孝武本纪》也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史记》的补充，而是伪作。历史上，补充《史记》的人都有名字，而《孝武本纪》的作者无。《孝武本纪》不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时的题目，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刘彻的本纪叫《今上本纪》，司马迁没活到汉武帝死，他怎么会知道刘彻死后会谥号“武帝”呢？这个作伪的人根本不知道司马迁的刘彻本纪叫《今上本纪》，就仿《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编了个《孝武本纪》，这说明作伪者的水平是极低的。 笔者却不明白孙教授为什么一再要纠缠这一问题。实际上，笔者只是从严谨的学术规范考虑，而且确实是有所疏忽，故承认《南京日报》发表的批评稿中《武帝本纪》应为《孝武本纪》，并把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但事实上，这一文章的著作权并非笔者，而是《南京日报》的记者。所以请孙教授一定要弄清此文并不是笔者所写，笔者的责任仅在于当记者把他的稿子送交审阅时只注意看他有没有曲解对笔者的采访，而没有向他指出所写《武帝本纪》应为《孝武本纪》。笔者在此声明：笔者今后只对其文中所表述笔者的观点和论述负责，而对其他所说概不负责！再就《史记·孝武本纪》的史料价值来说，虽然孙教授的评价不高，但现在学界却普遍认为它是根据《史记·封禅书》补写的。也就是说，它主要还是司马迁撰写的内容，实际也还是能够反映司马迁的观点。至于究竟是叫《今上本纪》，还是《孝武本纪》，则只是一个枝节问题，而且两者都对。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谁都知道司马迁最初写的本纪是叫《今上本纪》，但后来佚失了，后人补写，为了统一体例，遂称《孝武本纪》。现在的《史记》就是这样，所以不能说称之《孝武本纪》就是错误的。比如，有一个学者要引用《史记·孝武本纪》，孙教授难道要他在注释中写成《史记·今上本纪》吗？这恐怕将成为笑话。 三是批评笔者把班固“伪造”《天人三策》原因说成“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曲解了他的原意。孙教授说： 笔者在拙作中曾指出，“李记者在叙述我的观点时，说我认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事完全是班固为了迎合儒家正统思想而故意伪造的。’这不符合我的原意。”事实上，这个话是张教授说的，是张教授在曲解我的意思，我对此亦认为不妥。 但孙教授的批评却显然对错了目标。事实上，也正是孙教授所说的“事实上”，这并不是笔者的观点，而是所谓“李记者”的总结。还希望孙教授不要强加于人！如果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做什么文章，那孙教授肯定又要枉费笔墨了。 四是批评笔者对这一争论的概括“逻辑不通”。笔者曾在《南京日报》发表的记者采访稿中提出，目前之所以会出现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争论，“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有些学者并没有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其实，汉代儒学的内容远比先秦百家争鸣时代的原始儒学丰富”。“汉武帝独尊之儒术已经过改造，这种儒术的特点就是‘霸王道杂之’。”而孙教授则强烈表示反对，主要有三条理由： 1、偷换了论题。“汉武帝‘罢黜百家’”，本来是个历史事件，“汉武帝‘罢黜百家’”是不是学术谎言，讨论一直是围绕这一事件的有无展开的。现在，张教授将这个问题转换成了对汉代儒学如何理解，回避了事件这一关键，不妥。 孙教授此说差矣。你要讨论汉武帝是否“罢黜百家”问题，那当然首先就要界定百家特别是汉代儒学的内涵。如果这一问题还没有弄清，就去讨论它的“有无”，岂不是本末倒置的徒劳？ 2、逻辑不通。张教授一方面叫人“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从中体会“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另一方面又告诉人们，“汉武帝独尊之儒术已经过改造，这种儒术的特点就是‘霸王道杂之’”的儒学，既然汉武帝以后的汉代儒学已是“独尊儒术”的儒学，还要人们从中体会“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有什么意义？ 但笔者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逻辑不通”，还请孙教授不吝赐教。至于其意义，即在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学术谎言，而有些人却偏偏不懂。孙教授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恐怕是要反思一下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了。 3、“霸王道杂之”最能证明的是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 孙教授此说才是真正的“逻辑不通”，甚至可以说是糊涂。孙教授在上文还批评笔者叫人“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毫无意义，这里却马上现身说法证明了它的意义。要知道，笔者叫人“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汉代儒学经过改造已经成为“霸王道杂之”的儒学。而且其中“霸道”也不再是一个独立学派，而只是汉代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不能看到汉代有人强调“霸道”，就认为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说明问题，兹再将笔者的观点摘抄如下： 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学一直在进行自我改造。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糅入到儒学之中，从而形成了以“霸王道杂之”为特征的汉代儒学，即“两汉经学”。如果按照原始儒学的标准来衡量，那当然可以说汉武帝没有“独尊儒术”，但这毫无意义，因为不仅汉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过完全以此标准的“独尊儒术”。而如果按照汉代以后儒学不断发展变化的标准来看待，则“独尊儒术”无庸置疑。（《再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答南京市委党校孙景坛教授·附录》 而孙教授却恰恰相反。且不说自相矛盾，就是站在孙教授的立场来看，实际也绝妙地证明了笔者的观点——“有些学者并没有深刻理解汉代儒学的本质”，岂不令人为之而汗颜！ 在这一问题上，笔者为证明孙教授的观点并非新说曾引证《秦汉史论丛》说： “有人提出，过去说汉武帝在整个思想领域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准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一种文化政策，严格地说，该政策仅作用于选立博士制度之中。还有同志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的一种主张，汉武帝并没有付诸实践。”（张南《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纪要》，《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14页） 而孙教授则感到委屈，并认为笔者提供的证据“不能说明问题”。例如： 张教授向笔者和读者出示的证据，不能说明问题，连“差强人意”都未做到。 一、两条证据只有一条与主题相关。“有人提出，过去说汉武帝在整个思想领域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准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一种文化政策，严格地说，该政策仅作用于选立博士制度之中。”“有人提出”与笔者的观点明显不相干，张教授引来是虚张声势的。“还有同志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的一种主张，汉武帝并没有付诸实践。”“还有同志说”与笔者的观点较接近。 二、“还有同志说”的证据太单薄且为孤证，不能说明“建国后……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这个“还有同志”——连名字都未留下，可能是在“秦汉史讨论会”会上（很可能是小组会上）即兴发言时说了几句这方面话，并不是论文。……张教授忘了：他当初说的是“建国后……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笔者和读者都知道他这话的分量：至少应当有一次以上的专门讨论会，并有一定的论文。张教授只举了一个非专门讨论会的一个“同志”的发言的一句话，怎么能证明他说的“建国后……还有过这方面的多次争鸣和讨论”情况属实？ 三、张教授当初否认笔者的“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是“新论”也欠妥。众所周知，今年上半年，学术界宣传的我的“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核心是“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张教授在第二篇大作中已明确表示：孙景坛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应该说，这确实是孙教授的‘新’观点。”他当时在接受采访时对“孙教授的新观点还算知晓。”可是，“在采访刚刚开始时，当听说传媒都把这种否认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观点称为新论，张教授就感到有些荒唐。”既然他当时知道我的观点“确实是孙教授的‘新’观点”，试问：这“荒唐”在那里？是张教授本人逻辑不清，自相矛盾。 四、我的“新论”建国后曾“见诸报刊”吗？张教授说，“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从张教授的“引证”的《秦汉史论丛》来看，就算承认它那句话的学术价值，它根本不是报纸，算作刊物也很勉强，因为它不是通常意义的如《历史研究》之类的杂志，充其量是某一专业性的不定期的“研究文集”。“见诸报刊”的说法有点虚。况且，我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之“新论”，以前“报刊”上确实没有。既然以前“报刊”没有类似我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都是班固‘造假’”的“否认汉武帝‘罢黜百家’”说，“媒体”将其称作“新论”有什么不妥？而且，张教授还批评：“目前大众传媒对于学术研究的了解可以说知之甚少”。是“媒体”弄错了，还是张教授没真弄明白？ 五，张教授的新解是诡辩。值得注意的是，张教授在第二篇大作中，对此歪曲说：笔者质疑他这个问题，是我认为他不知道我“十年前的观点”，于是就在我“十年前的观点”上做文章。事实是：1、他当时对记者的谈话，是针对“传媒”对我现在观点的宣传而言的，而不是十年前的观点；2、我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观点，是我后来向他解释的，他当时并没有区分我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观点；3、他在批评我十年后的观点时，从未触及过我十年后观点的核心，说明他只是“知晓”，但并未概括出是什么。他现在对他曾反复批评过的我十年后的观点的核心都如此陌生，他当时对我十年前的观点又能知道多少？ 对孙教授的这些说法，笔者只能表示遗憾。不管怎么说，孙教授毕竟是哲学教授，总不至于老是出现如此低级的逻辑错误。即如孙教授这里说的许多理由，其实无非就是要证明他的观点是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伪造，汉武帝“罢黜百家”实际是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等，但其最终结论说到底也还是认为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孙教授“十年前”的一篇大作就题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既然如此，那么由于别人已经说过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你的观点就显然不能再称为新观点，而只能说对这种观点作出了新的论证，或者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不管是独立研究也好，还是参考了别的论著也罢，实际都改变不了其问题的性质。因此，在笔者提供别的学者已经在孙教授之前提出过同样观点的证据后，孙教授还要再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新观点，那就只能归因于其逻辑思维能力了。 至于说多次争鸣和讨论“至少应当有一次以上的专门讨论会”等，则只能说孙教授的思维偏执。且不说秦汉史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本身就是代表秦汉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讨论会”，而且“有的同志”也并不能理解为“一个”同志（此次年会笔者曾经与会，实际是几位学者），就是从争鸣和讨论的形式来看，也并不一定非要召开什么专门讨论会。就拿笔者和孙教授来说，我们就已经反复商榷，难道就不是“多次争鸣和讨论”？笔者还可以再举一个1988年秦汉史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事例——“思想文化，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秦汉文化的形成、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二是汉代儒学的评价。……至于整个汉代思想界也并非‘儒学独尊’，各种学说仍然继续发展，……”（臧知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秦汉史论丛》第四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22页） 关于所谓论文问题，最好还是请孙教授自己去检索。这一方面可以弥补孙教授的知识缺陷，另一方面更可验证笔者所说“像这种所谓‘新论’其实早在建国之后就曾经见诸报刊”的真伪。为省却孙教授查找的麻烦，笔者可以为孙教授提供线索。请检索北京大学历史系张传玺先生主编的《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三本索引几乎囊括了20世纪大陆和港澳台学者的所有秦汉史论著（其中也包括孙教授的大作）。如果孙教授所在的南京市委党校查不到，可以到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去查，而且免费。 孙教授还指责笔者“诡辩”，认为笔者“没有区分”他“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观点”。孙教授大概健忘，是他自己提出笔者对其“十年前的观点”一点都不知晓，拙作才就此发表评论的。请看孙教授的原文： 首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是我十年前的观点，该观点当时在学术界也曾意外地引起轩然大波，我看到的摘要，就有中共中央《求是》的《内部文稿》、《新华文摘》、《报刊文摘》、《服务导报》等。张教授好像对此一点都不知晓。（《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 另外孙教授还是不明白他的观点实际十年来并无区别，只是在十年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证而已。如果说笔者对他“十年前”的论证并不知晓或许还能成立，但也显然低估了一个专门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的学术素养。实际上，早在孙教授93年发表论文并引起关注时笔者便已知晓，只不过觉得难以成立不想予以讨论而已。说实在的，并不是瞧不起孙教授，如果不是《南京日报》的记者非要采访笔者，笔者也根本不愿意打这场笔墨官司，至少在笔者眼里还并无必要。笔者倒想请孙教授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新论”早已提出，尽管也有一些学者表示异议，如管怀伦教授、周桂钿教授，但就是没有专门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与你商榷？笔者的话可能非常刺耳，那就是因为在这些秦汉史专家看来，你的那些论证缺乏基本的史学素养和逻辑判断。不过，笔者既然已经卷了进来，那就决不回避，愿意奉陪到底！ 当然，如果因为笔者的话说得太重，伤了孙教授，在此也愿意向孙教授致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