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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的第一人。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删《诗》、《书》，编《春秋》，钻研《易》、《乐》、《礼》，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他的言论和事迹保存在《论语》和先秦其他典籍中。 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出发点。他认为礼治是社会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唯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秩序。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论语·季氏》〉他认为春秋时期社会之所以动荡不己，其根本原因就是“礼崩乐坏”，因此要使社会由乱变治，就必须恢复礼治。他明确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周”也就是恢复周朝礼治，而恢复周礼首要的一条就是正名。孔子在卫国时，子路问他：“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莫先？”他直接了当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谓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都按照自己的等级名分尽义务，作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作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作父亲的要像父的样子，作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总之，正名是治理国家的首要环节。复礼、从周、正名等主张反映出孔子思想带有浓厚的传统，但他并不抱残守缺，他一面维护传统，一面超越传统。这表现在他从新的视角看待礼法，对周礼作了损益。他认为礼不仅仅是礼仪条文的总汇，不是一套死板的规定。 礼作为形式来说，是要表现深刻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仁”。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子路》）这样，孔子便从“礼”这一传统观念中引申出“仁”这一新的观念。在《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之多，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在孔子关于仁的种种说法中，这一条最精辟。 所谓爱人，也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发现了人类的存在。他承认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强调道德意识是人普遍具有的特质。因此，他主张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所谓忠恕之道，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应当作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实践中，实现人的价值，成就理想人格。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圣贤、君子。如果说礼是孔子学说体系的出发点，那么，仁才是这－体系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一方面，仁受礼的制约，行仁不能超出礼规定的范围。孔子不赞成没有差等的仁爱，因为这将模糊上下尊卑的等级名分界限。另一方面，仁又规定着礼，只有与仁紧密结合的礼才是合理的。有些陈规陋习虽有礼仪方面的根据，如杀殉、专横、暴敛等，在孔子看来也是非礼之举。孔子把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称之为“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既是理想的道德境界，又是一种方法论原则。中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合起来说，中庸也就是“用中”。 孔子在评论他的两个学生时说，“师也过，商也不及”，结论是“过犹不及。”因为无论是“过” 还是“不及”都离开了中道，这也就是说只有排除极端，维系矛盾双方的和谐、统一和平衡才算达到中庸。他还指出，礼是衡量中庸与否的具体尺度。他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这样，孔子便把“礼”、“仁”、“中庸”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就是孔学的基本框架。 孔子认为，“礼”、“仁”、“中庸”等观念的形成，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论语·阳货》）。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既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不耻下问”等名言隽句，被后世学者视为座右铭。他创立的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孔子的学说体系以人道为重点，对于天道谈得不多。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没有明确否认传统的天命观念，他在不得志或懊丧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道之将行也歇，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但他并没有把天看成有意志的人格神。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把天描绘为四时交递、万物繁衍的自然过程，一点也没有神秘色影。对于鬼神，孔子则抱着敬而远之，存而不论的态度。学生向他请教神鬼方面的问题，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在他看来，现实的此岸世界比虚幻的彼岸世界重要得多。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无神论观点，但也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理性精神。这就在天命鬼神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开始分化。据《韩非子·显学》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在这八派中，以孟柯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苟况为首的“孙氏之儒”在理论上的贡献较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