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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五柳传》在陶渊明的文学世界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话，那么，通过对它的科学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一把秘钥。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有关《五柳传》的基本问题：谁是五柳先生？ 普遍认为，五柳先生等于陶渊明 先看人们普遍尊奉的传统解说。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三册对《五柳传》所作的《阅读提示》说：“本文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写的自传，五柳先生的形象就是陶渊明的自画像。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朴素洗练，看似平淡却寓意深刻。”近一百年来出版的所有《中国文学史》，大致也作如此说。 而宇文所安在其著名的《自我的完美镜像——自传诗》一文中更是盛赞《五柳传》（Biography of Five Willows）为“first great autobiographer”（“第一篇伟大的自传”），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这篇作品的基本认识。 五柳先生等于陶渊明，乃是古人与今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也构成关于《五柳传》的基本常识。 有趣的是，1928年胡适游庐山，在探访陶渊明故里的途中阅读《庐山志》，他看到宋人周必大《庐山后录》中有一首前人的题诗：“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于是适之先生在《庐山游记》中写道：“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陶渊明同他的五柳》。”这就是他后来赠送给顾廷龙先生的墨宝。 多年前，一位中学生曾经问我：为什么“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陶渊明会为自己作传，并且借古代一位贤妻之口赞美自己？《归园田居》其五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五柳传》却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这两种自述是否有矛盾？我在语塞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五柳先生传》是“自传”吗？ 众所周知，与《南史·陶潜传》不同，《宋书》《晋书》的两篇《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以及宋人辑录的《莲社高贤传》，并没有陶宅五柳和陶渊明“号五柳先生”的记载，大致都是说陶公“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自况”当然就是自比的意思。很多文化名人都喜欢以古人自比。如《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陈寅恪《自比陶潜·重九日作》：“错认穷秋是晚春，重阳风雨送萧晨。黄花不见何由采，空负东篱自在身。”如果把诸葛亮、杜甫和陈寅恪与其借以自比的古人划等号，无疑是荒唐的。有鉴于此，邵明珍撰文指出：“《五柳先生传》与其说是一篇‘自传’，还不如说是一篇貌似自传的带有小说意味的‘自况’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但更早的质疑来自康熙时代的著名学者张廷玉（1672-1755）： 余二十岁时读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以为此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盖篇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诸语，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此虽少年狂肆之谈，迄今思之，亦未必全非。（《澄怀园语》卷一） 他认为《五柳传》不是陶公的亲笔，而是他人的代笔，在他看来，以陶公之为人风范，绝不会充当一个顾盼自雄的传主。因为作为一代“天怀旷逸”的大诗人不会在“自传”中大量袭用前人的语言。事实上，《五柳传》几乎是字字有来历，语语有根源，我们试将此传与《汉书·扬雄传》加以对比： 1. 闲静少言（《五柳传》）/（1）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汉书·扬雄传》）（2）清静亡为，少嗜欲（《汉书·扬雄传》） 2. 不慕荣利（《五柳传》）/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扬雄传》） 3.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五柳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汉书·扬雄传》） 4.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传》）/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汉书·扬雄传》） 5.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传》）/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汉书·扬雄传》） 6.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传》）/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 7.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五柳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汉书·扬雄传》） 以上7例，有四位学者在其论著中大体上已经指出，他们是：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吴国富（《“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九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简称“吴文”）、李剑锋（《〈五柳先生传〉渊源新论》，《九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简称“李文”）和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程章灿主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7月版，简称“于文”）。 这里我加以补充。 例句2，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1）“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2）“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汉书·扬雄传》） 例句3，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扬雄《答刘歆书》：“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 例句5，陶渊明《劝农》：“儋石不储，饥寒交至。”古直注引《汉书·扬雄传》：“乏无儋石之储。”（《重订陶渊明诗笺》，李剑锋整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下引古直注只标本书页码）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古直注引《汉书》曰：“扬雄室无担石之储，晏如也。”（第88页） 例句6，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扬雄《答刘歆书》：“少而不以行立子乡里，长而不以功显于县官，着训于帝籍，但言词博览，翰墨为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例句6，是对扬雄一生文章事业的檃栝，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1）“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2）“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3）“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此三事都是汉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汉书·扬雄传》“雄之自序云尔”的表述，班固此传是完全抄录扬雄《自序》原文的。 根据上举7例，川合康三“对《五柳先生传》作了逐字逐句的解析”（《中国的自传文学》，第59-65页）；针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他特别指出：“这里开始叙写五柳先生的为人，首先概括其性格的总体特征，一曰静默，一曰寡欲。而静默和寡欲的反面，即世俗社会的饶舌和贪婪。这与《汉书》扬雄传所说‘默而好深湛之思’，‘清净亡为，少嗜欲’的扬雄性格显然相合。……五柳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着扬雄浓重的投影”（同上，第59页）根据《饮酒》二十首其十八“子云性嗜酒”，他进一步指出：“以扬雄自拟，是渗透《五柳先生传》全篇的底蕴。”（同上，第61页）“《五柳先生传》的赞语，习用的是扬雄传的措辞。”（同上，第65页）但是，由这些精彩的分析以及种种卓见，他却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 《五柳先生传》作为自传文学的独有特色，……就是作者佯称不知道五柳先生是谁，但恰恰因此而露出‘马脚’，告诉人们五柳先生就是他自己。 这个结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说详下文）。吴文则指出： 陶渊明生平读书众多，《汉书》是他精熟的一种。……陶渊明对扬雄特别关注，《饮酒》诗有一首专门咏扬雄事迹，并仿照《扬雄传》的一节写成《五柳先生传》。 李文也肯定：“扬雄《自叙传》是一篇直接影响《五柳先生传》的传记作品。”于文则从互文性文本建构的角度阐发以《五柳传》为核心的复杂的文本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在客观上已经触及了“谁是五柳先生”这一核心问题，而以川合康三的阐发最为到位，可惜的是，由于他对“前见”的恪守以及出于对自己整部书学术体系的考虑，最终和一个重大的学术发现失之交臂了，由此他的那部学术名著也可能难免要遭受被颠覆的厄运。 《五柳先生传》是传记，传主是扬雄 根据上举各例，我可以断定，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不是自传，而是汉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的传记，该传的传主是扬雄，而不是陶渊明。对此，我们将予以更充分的论证。 首先，我们把陶渊明《五柳传》的局部和他的《饮酒》二十首其十八的前五句加以比较： 1. 性嗜酒/子云性嗜酒 2. 而家贫不能常得/家贫无由得 3. 亲旧知其如此/时赖好事人 4. 或置酒招之/载醪祛所惑 5.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觞来为之尽 就此5例而言，诗、传之间是完全对应的。古直注曰：“《汉书·扬雄传赞》曰：‘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此诗首四句即隐括赞语，靖节以雄自况者亦在此。”（第131页）但更有力的证据在于《五柳传》的“赞曰”和《饮酒》其十八最后5句的对应关系。对此诗，宋人汤汉注云：“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三）古直注曰： 《汉书·董仲舒传》：‘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此诗末四句本此。盖《法言》云：‘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姚信《士纬》曰：‘扬子云有深才，潜知屈伸沉浮，从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隐之风。（《御览》四百四十七引）。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亦即以柳下惠比之。《抱朴子》曰：‘孟子不以矢石为功，扬云不以治民盖世。求仁而得仁，不亦可乎？’靖节称为仁者，亦当时之笃论矣。班固赞雄‘恬于势利，好古乐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此岂肯言伐国者哉？不言伐国，从容朝隐，以希柳下之风，显默之际，窅乎远矣。靖节所以赞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第131页） 也就是说，扬雄在其《法言》中，曾暗中以柳下惠自比，突出自己的朝隐之风，而陶渊明也以柳下惠比扬雄，称之为仁者，可谓深知其用心，同时，陶公又以扬雄自比，表达个人的仰慕情怀和不凡心志。显然，如果我们把“子云性嗜酒”改成“五柳性嗜酒”的话，这首诗在内容表达上与《五柳传》就更加吻合。这一传一诗之间的动如影响、若合符契的文际关系，足以证明《五柳传》的传主就是扬雄。 其次，“五柳先生”的名号也与扬雄有密切关系。扬雄的姓氏有杨、扬两种写法，扬姓几乎被公认为他的本姓。《汉书》本传：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偪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江上，处崏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校点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13页） 传载其《反离骚》也说：“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如班固所言，《扬雄传》取自扬雄本人的《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校点本，所依据的底本是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底本“晋之杨”，不作“晋之扬”，晋国无扬地。扬雄先人的食采之地是“晋之杨”，实际就是古杨国——杨姓是以国为姓的产物。古杨国存在于两周时期。根据2016年洪洞坊堆——永宁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杨姞壶和“四十二年逑鼎”判断，古杨国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中部，这就是扬雄说的“在河、汾之间”，即黄河与汾水之间。因此，子云的姓氏当以杨为正，而扬则是其先人为躲避仇家改姓入蜀的结果。《文选》卷四十载杨修《答临淄侯笺》有“今修家子云”之说，即以扬雄为其先人，如果子云姓扬，杨修就不会有这样的表述了。 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时杨、柳二字经常通用。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里杨、柳不分。梁元帝《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垂柳”就是“垂杨”。徐陵《折杨柳》：“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长杨即高柳，高柳即长杨，二者互文见义。汉代有长杨宫，扬雄曾作《长杨赋》，长杨是指连绵的柳树。汉朝还有五柞宫。扬雄《长杨赋》：“振师五柞，习马长杨。”扬雄《羽猎赋序》：“至长杨、五柞。”长杨宫、五柞宫都是扬雄亲历之地。故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宅”，可视为对五柞宫的套改，借以暗示传主是汉廷之人。 不仅如此。《淮南子·说林》“柳下惠见饴曰”一句下，《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许慎《淮南子注》曰： 展禽之家树柳，行惠德，因号柳下惠。 展禽是柳下惠之名，因家中种植柳树并广施惠德而得名（一说柳下为地名，展禽食采于此，广施惠德），正是“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的隐文。这也强调了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因此，“五柳先生”的名号暗用的表达方式正是以柳代杨，“柳先生”就是“杨先生”。类似的例证还有柳如是，改“杨”姓为“柳”，初名杨影怜，后更名为柳隐。杜甫《可叹》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钱谦益号之曰“河东君”。那么，陶家住宅附近是否有柳树呢？答案是肯定的。陶诗：“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其五）“梅柳家门植。”（《蜡日》）皆是其例。但问题尚不止于此。“五柳先生”的“柳”还可能是“留”的谐音字。王维《老将行》：“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垂杨”就是柳。根据清人赵殿成的注释，柳是留的谐音，留通瘤。“左臂生柳”的典故见《庄子·至乐篇》。倘若此说不失之于穿凿的话，那么，“五柳先生”深层的隐文就是《汉书·扬雄传》所说的“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五柳者，五世各留一子也。据《责子》诗序，陶公有五子，由此五子上溯至陶侃（陶公曾祖），也恰好是五世。可知“五柳先生”的名号正表现了扬雄的以柳下惠自比，陶公又以扬雄自比的情况，史传所谓“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正是此意。而所谓“先生”者，在中古时期也可能是“雄”的合音字，“宅边有五柳树”的“树”也可能是“蜀”的谐音字（扬雄为蜀人）。姑志疑于此，以伺通博。 复次，《五柳传》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实的部分是对扬雄的暗写，可称为虚中之实，貌似纯粹虚笔的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因为这不符合古代传记写作的传统，如陈寅恪所言：“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柳如是别传》）“何许”是中古时期的习语。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丹木生何许？乃在峚山阳。”又陶渊明《圣贤群辅录》：“求仲羊仲”条：“右二人不知何许人。”这一表述方式的远源是东汉赵歧的《三辅決录》：“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二人不知何许人，皆治车为业，时人谓之二仲。”（清张澍辑《三辅決录》）《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与子俨等疏》“但恨邻靡二仲”，皆用此典。而近源则是东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在《高士传》中，至少有石户之农、 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此三人并见陶渊明《扇上画赞》）、老商氏、东海隐者和汉滨老父者等9人的小传称“不知何许人也”。依据此类人物别传通例，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意味着所述之传主是古人，《五柳传》当然也不例外，这也是一种虚中之实。至于《五柳传》“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方式，则源于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故“亦不详其姓字”一句的隐文就是“大人先生盖老人也”，这位老人就是扬雄，这也是虚中之实。因此，《五柳传》开篇两句貌似缥缈的表述就绝非可有可无的废话。实际上，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文学迷雾”，其中暗含着充满善意和智慧的“文学诡计”。 当然，更为“奇幻”的是《五柳传》结尾的“赞曰”。这段文字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古列女传》卷二“鲁黔娄妻”： 鲁黔娄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隐门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缊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终也，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诗》曰：“彼美淑姬，可与寤言。”此之谓也。 颂曰：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蔽，犹谥曰“康”。（《丛书集成初编》） 对这个故事，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四有专门的传写：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从来”二句，表达的就是《五柳传》“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的意思。但是，最令人回味的是，在《古列女传》中，居“鲁黔娄妻”故事之上的就是“柳下惠妻”的故事。《五柳传》既然突出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为何不用柳妻之言赞美传主，却偏偏用黔妻之言赞美传主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为了回应《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表述，从而更充分地凸显传主安贫乐道的精神情操，当然，这也与这种表述本来就出自扬雄本人之口这一事实分不开。而“柳下惠妻”的言论，主要是彰显夫君“忧民救乱”的美德，与黔娄的道德特征存在差异，既非扬雄之自比，自然也就与《五柳传》互不相属了。《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颜氏称陶公与黔娄和柳下惠“同尘”于既往之世，则是兼赅《五柳传》和《咏贫士》其四，可见他是深知“谁是五柳先生”的。 因此，《五柳传》所谓五柳之宅，本质上乃是道德之宅，是仁义之宅，是精神之宅。《世说新语·赏誉》第20条叙述在东吴灭亡后，吴中名士蔡洪赴洛，有人问“吴旧姓何如”，其答辞盛赞东吴诸君，有云：“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幙。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以玄”句，本于《长杨赋并序》：“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玄默”、“澹泊”乃是扬雄所推崇的清静无为的君主理想。“行仁”二句，本于《解嘲》。在“世异事变”（《解嘲》）中，只有“守德之宅”（《解嘲》）才能趋向永恒，趋向宁静。 显而易见，《五柳传》是由两套话语构成的：表层的晋人话语是陶渊明的，深层的汉人话语是扬雄的。两套话语互为表里，从而充分实现了陶公与扬子的精神对话。与古人对话是陶公的一贯追求。“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他不仅追寻古代高士的行迹，而且探求他们的心灵。对他而言，历史不是过去，未来也不会到来。他同古今一切高贵的灵魂对话。他用自己的意志和心灵去感受去扩张，去发现古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借助这种发现，他确认、丰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领域，建立起支撑自己生命的精神柱石；他也由此将自我置于历史的河流中，在历史性的永恒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找到立足于此生此世的存在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而在陶渊明努力探寻的古代贤者与先哲的人物谱系中，扬子无疑居于核心的位置。《五柳传》的创作，为陶公与扬子建立了深度的精神关联，并由扬子推进到柳下惠。 要之，陶渊明穿越了四百年的时光隧道，发现了扬雄，又在扬子的指引下，发现了一代道德典范柳下惠，最后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生命的诠释和人生价值的界定。因此，就本质而言，我们可以把《五柳传》视为陶渊明的“精神自传”，其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五柳精神”。 谁是五柳先生？拥有“五柳精神”的人就是五柳先生！ (作者：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本文原载2017年9月13日《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