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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网络普及化，在这种情境下，世界性、全球化成为话语的关键词，主题词。西方中心主义盛行，中华民族文化被边缘化，特别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在不断被误读、误解、误导下，重新发现儒学，换言之，重新发现中华民族，就成为时代的诉求。 一 发现儒学，并不是说2000多年来儒学不是实存的存在，也不是说儒学是永远被遮蔽的而未被发现。“发现”（discovery）是后起字，甲骨、金文均不见。《说文解字》“发，躬发也，从弓，癹声。”引申为显现、呈现，《诗.周南.关睢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毛传：“发，犹见也。”《左传》昭公元年（前541年）记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1]杜预注：“发，见也。”也可申为发觉、发现，《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2]发觉有发现的意思。 “发”训“见”，“见”为“现”的古文，《广韵.霰部》：“见，露也。现，俗。”“现”是“见”的分别字，《广雅.释诂四》：“见，示也。”《汉书.邹阳传》颜师古注：“见，谓显也”。见在显示意义上与现同。“发现”就是显现、发觉、显示、出现之义，是说以往未被发现的事或物、思想与理论被发现了。 在中华民族历史演化中，儒学曾三次被遮蔽，又重新被发现。春秋时期，诸侯国众多，思想自由，道德觉醒，百家争鸣。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与当时各家各派论辩竞争，而成为“显学”，虽后来儒分为八，但经孟子、荀子的阐扬，儒家兴盛。然各诸侯国为争生存、争霸主，东征西伐，战争不止，统治者大讲功利，着力耕战。虽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宣扬仁义，但被各国统治者所冷落，所不采，被认为不合时宜。先秦学术自由，统治者不能压抑学术发展，所以儒家与诸子百家一样，依然到各国宣传，传播自家学说，而不受阻挠和干涉。 秦国作为诸侯国之一，采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指导思想，富国强兵，统一六国，一法度，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废封建，立郡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实现了被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所效法的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的大转变，社会的大转型，于是便激发了一场古与今（今犹言传统与现代）的大辩论。秦始皇34年（前213年），嬴政置酒咸阳宫，参与者有大臣及博士70人。会上仆射周青臣歌功颂德，他说：“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3]”秦始皇听了很喜悦。博士齐人淳于越看法不同，他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4]其意思是说“殷周之王千余岁”[5]，是因为其分封子弟，互为枝辅，今去此不师古，怎能维持长久。他的“师古”的言论立即遭到丞相李斯的批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6]这里所谓“当世”，即今犹言现代、当代，他把“师今”与“学古”对立起来，认为“师古”必“非今”，“学古”必“非当世”，非比即彼，势不两立，并以“学古”是“惑乱黔首”，妖言惑众，扰乱人心，破坏国家稳定，危害皇权至尊。于是李斯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7]《诗》、《书》，百家语是中华民族先秦遗留下来的文化瑰宝。《诗》、《书》被当时博士奉为经典，百家语是先秦学术宝库。秦始皇、李斯以文化专制主义、学术恐怖主义的政策对待经典文本和儒生博士，实行“烧书坑儒”极端高压手段。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8]始皇怒，贬扶苏于上郡。可见秦皇坑儒，是无可怀疑的。 由分封与郡县制而引发的“古今之辩”，是对传统与现代关系不同意见，即使说诸生“诵法孔子”，也不至于“惑乱黔首”，而动摇强秦的。从博士淳于越的意见来看，完全是从秦王朝长治久安的考虑，而非为“惑乱黔首”的行为，由“古今之辩”而导致“烧书坑儒”，从政治上曲解、误读了儒家，遮蔽了儒学，错焚了《诗》、《书》，误判了儒生，开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恶列，以致后来，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都效法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代烧李贽的书，清代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中的“扫四旧”等。这是儒学第一次被遮蔽。 秦始皇在长期统一战争以后，未予沉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以休养生息，依然以法为教，严刑峻法，大征劳役，激起人民反抗，强秦只维持14年就迅速灭亡，始皇帝传至万世的愿望成了泡影，到二世就夭折了。汉在人民抗暴秦的烽火中延生。汉初有智慧、有远见的思想家，都在思考和求索强秦为什么速亡这个重大问题，陆贾和贾谊在《新语》和《新书》中，都强调“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9]。“夫谋事不竝仁义者后必败”[10]以“仁义不施”，“刑罚太极”是强秦速亡的主要原因。他们理性地思考古与今、仁义与刑罚、“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关系时，从中重新发现了儒学。《史记》记载：“陆生（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卒灭趙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1]这段对话，最能震撼刘邦的是秦统一天下以后，如果“行仁义，法先圣”，那里有你得天下的份。这就是说，秦速亡的原因是错误地坚持法家为指导思想，没有与时偕行，选择儒家仁义思想治理天下，在社会的转型、朝代的更替、人民的反抗、战争的残酷中重新发现了儒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