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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凡事都是复杂的，不是纯粹的。因此，理解文本就需要从总体上把握，不能找个别现象来否定总体定性。董仲舒虽然吸取阴阳家、法家、道家的思想，他的基本思想还是儒家。汉武帝广泛用人，用的最多的是儒生，实行政策的主流也是儒学。从《史记》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时代形成的独尊儒术局面。 关键词：汉武帝 董仲舒 独尊儒术 司马迁 史记 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二期刊登杨生民的文章《论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也谈思想方法问题》，明确针对拙文《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拙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二期上。他说拙文是“对本人一篇文章的批评”，“一篇文章”是指他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略谈汉武帝的文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的文章不是针对他的那篇文章。我想这一点是误会，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过《炎黄春秋》上的那篇文章。当然，我的文章也不是无的放矢，主要是针对南方有的学者与我商榷的文章，而且我是在日本从网上看到的。当时觉得如果在具体问题上纠缠，将是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我以为主要还是思想方法问题。在史学研究方面，这类问题经常出现。我就借汉武帝独尊儒术的问题来谈方法，才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到杨先生及其文章，也没有引杨先生文章中的任何一句话，说明不是针对杨先生的。因此，杨先生认为：“把别人没有的观点加在别人的头上”。这不是我乱扣帽子，是杨先生对号入座时，坐错了位子。 其次，我读了杨生民先生的后一篇文章。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方法论问题需要讨论。杨先生首先承认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而汉武帝并不全面实行。先秦孔子、孟子原始儒家不怎么讲阴阳五行，而董仲舒大讲特讲，而且带有创造性质，所以班固称他“始推阴阳”。阴阳五行，是不是儒术的思想内容呢？一般认为这是阴阳家的货色。大力推崇阴阳家的货色，是否“独尊儒术”呢？至于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董仲舒也有所采纳。班固、朱熹都说董仲舒是“醇儒”。到底醇不醇呢？我以为，学术问题，如果绝对化地理解，将什么东西都理解为纯粹的，那么，就会碰到许多说不清的问题。我以为研究学术要把握主流，董仲舒的主流还是儒家，我们不能找出一点先秦儒家所没有的东西，就说他不是儒家。因此，我认为说董仲舒是“醇儒”是对的。我不同意有些人找出一两条资料就说董仲舒是“汉代新道家”，或者是什么阴阳家。在这一点上，我想与杨先生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讲到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我们的看法就有了差别。杨先生没有否定儒家思想在那时是指导思想，只是不承认只有儒家思想才是指导思想，还有法家的、道家的等。这个说法，与我的观点，不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国家管理的面非常之广，所以用不同思想处理不同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时，讲了五家各有用处，而对道家则特别推崇。五家都各有弊端，只有道家完全正确。汉武帝执政自然也要采纳各家思想，任用各种人才。财政短缺，任用桑弘羊理财；社会不安定，任用张汤实行酷政；打仗的时候，重视兵家和将领；与匈奴打交道，自然要用能说会道的纵横家；在日理万机疲乏之际还需要消遣娱乐，除了歌舞，还要有更高雅的文人，“说主耳目，和主颜色”，那就是“佞幸”。如此等等。汉武帝在执政过程中，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既有总体设想，又能灵活应对，是有雄才大略的表现。如果从总体上说，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时候多一些，杨先生谈兼用各家时，也是首先列儒家。那么，似乎也肯定汉武帝首先而且比较多地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 第三，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独尊儒术”？特别是如何理解这个“独”字？“独”如果理解为就是唯此一家，别无分店，那么，我也不同意。我在《新视野》2002年第四期发表论文《西汉选官评议》，对于西汉选官的方式如“任子”、明经、推荐、自荐、对策、察廉、捐资等方式，都作了详细介绍，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有一技之长而被选拔任用的。从总数上说，任用儒生的数量相对比较多些。如果不是绝对地理解这个“独”字，只是承认尊崇儒家是当时的主流，选拔任用儒生是当时入仕的主要来源，那么，杨先生是否也可以接受呢？从现实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人士能不能担任国家高层领导人呢？从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以及正副部长、正副省长、局长、处长，都有非中共党员的人士担任。能不能因此说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第四，司马迁的活动就在汉武帝时代。他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叙述司马谈的观点，是突出道家的。儒家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缺点，不太完善。司马迁对儒家偏重于讲道德，不重视经济发展，在《货殖列传》中也有所批评。但是，从总体上看，司马迁尊儒是很明显的事实。 事实之一，在《史记》中将孔子这样一个士放在“世家”中，与先秦的诸侯并列，凌驾于其他思想家（包括老子与墨子）之上。并且在最后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第一个称孔子为“至圣”，为后代许多帝王所引用。 事实之二，孔子的弟子单独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是其他学者所没有的。 事实之三，研究孔子儒学的后代学者，专门有《儒林列传》，则是其他学派所未有的。司马迁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史记·太史公自序》）庠序是儒家教学的场所，相当于学校。孔子死以后，京师都不重视庠序，说明儒学不受重视。建元和元狩都是汉武帝的年号，建元即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元狩即公元前122—117年。汉武帝执政在公元前140年即建元元年开始，到公元前87年即后元二年。前后共五十四年。从建元元年到元狩六年，共二十四年，是汉武帝当政的前期。这时儒学教育受到极端重视，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儒林列传》中，开始讲儒学在高皇帝至文、景之世，儒学不太受重视。汉武帝即位以后，情况大变。先是“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接着，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最后，在平津侯丞相公孙弘的推动下，汉武帝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也就是说，在汉武帝前期，儒学兴起，独尊儒术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各级官员很多都是儒生出身。 从《史记》的最后撰成，可以看到“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改变了司马谈给司马迁留下的影响。如果那时没有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就无法解释司马迁的这种明显的改变。而司马迁的态度改变，就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汉武帝不是独尊儒术的，社会怎么会有独尊儒术的风气？简单地说，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建议，使汉武帝改变了政策，实行独尊儒术；汉武帝独尊儒术造成了独尊儒术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改变了司马迁的态度，从尊黄老到尊儒术。实际上，尊儒术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从陆贾、叔孙通、贾谊、赵绾、王臧、田蚡，到公孙弘等西汉前期的许多儒家与经学博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归功于一个人自然是不全面的。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总是以一个代表人物来概括其他人。董仲舒就成了这样一个代表人物。尊儒术也是西汉皇帝一贯的方针，刘邦君臣赞赏汉代第一位大儒陆贾的《新语》，刘邦采纳叔孙通与其弟子的合作制订的礼仪，汉景帝“不任儒者”，董仲舒与胡毋子都已经是《春秋经》的博士。虽然没有行政权，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好黄老的窦太后未死的时候，儒学已经大兴，《史记·儒林列传》载：“及今上（即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汉武帝）亦向（鄉）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那以后，董仲舒与其他经学博士已经很活跃了。窦太后死以后，儒学更加兴盛。司马迁所说的“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说明整个社会有了“独尊儒术”的风气。而这些现象都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出现的。因此，独尊儒术开始于汉武帝，而不是开始于汉元帝。因为与匈奴的战争，“儒学被扫进了‘无权’的垃圾堆”。金春峰的这个说法不足为据。战国时代，天下大乱，战争频仍，儒学还是显学。汉代的儒学怎么会因为与匈奴的战争而成为“垃圾堆”？殊难理解！从历史上看，东方朔等人在汉朝虽然有时对汉武帝有所启发，起了一点讽谏的作用，而多数情况却只是让皇帝消遣的角色，无大作用。而丞相公孙弘当然不可能是“无权的摆设”。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都等于零。中国汉代虽然也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汉武帝还不能算为暴君，当时朝廷官员还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点作用，不都等于零。从上面司马迁所记载的一些情况来看，汉武帝并没有将儒家当作“摆设”。 我想说的还是这样一个意思：凡事都不是纯粹的，因此都不能绝对地理解。对于历史上的事情更应如此。过去有人说，可以从实际中找出任何数量的例子证明任何一种观点。现在有一些学者企图证明：《周易·系辞传》是道家的经典，中国历史上是道家思想主干说，荀况是法家，或者是黄老道家，陆贾、董仲舒是汉代新道家，王充也是道家，《吕氏春秋》是道家著作。用的就是这种“细心求证”的方法。这种思路的缺点在于不能把握大体，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