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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全部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所谓这个运动摧毁了中国文化和造成中国文化断裂等种种流言蜚语，是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情绪宣泄。 ·设国学院不是坏事；也不必担心偌大的中国一年才几十个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不过，看了上述材料，人们应该信服：惠及莘莘学子的更好措施是加强中学语文教育。 ·在现代化的国家中，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如何选取学科生长点、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都是学者应有的自由，也是教授、研究员应有的能力。行政干预，有害无益。历史已经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教训。大权在握的学术官员应该以史为鉴。 中国人民大学打算成立国学院，从下学期起招收本科“国学班”。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中， 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孤陋寡闻如笔者，也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武汉大学萧疌（应加草头）夫教授先后在各自的学校中进行过类似的试验。他们都是研究“国学”卓有成就的学者，力避喧嚣，静悄悄试验，外界知道的不多。时至21世纪，环境丕变，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亲自出马为校内一个新设研究院造势，多次发表文章（见《南方周末》5月26日、《光明日报》6月7日），一再接受记者访谈（见6月1日《新京报》、6月8日《南方都市报》），先声夺人（以下引用这四篇文章和访谈，不再注明出处）；市场经济改变了学校运作方式，于兹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倒是纪校长在文章和访谈中为鼓吹“振兴国学”，提出一系列颇为别致的论点。尽管其中大都是流行多年的说法，但斯时斯地集中推出，不失为当前某种思潮的代表；而其中不少评论与历史事实及众多学者接受的学理出入较大，作为研究近代中国的书生，有责任贡献刍言。纪校长的研究领域是商业经济，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不察，并不奇怪。笔者的献言如有可取之处，那是关注领域不同所致；不妥之处则请不吝指教。 （一）史实错误之一：新文化运动摧毁了“国学”。 高喊“重振国学”，自然有个前提：“国学”式微了。这倒符合实际；问题是原因何在？纪校长断言：这是新文化运动的罪过。这不是纪校长发明的，海内外早就有人持这样的论调。令人惋惜的是纪校长人云亦云，未经考量，轻信他人的论断。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蜕变中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有这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其成败是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发端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可能至今还是俯伏在专制君主脚下山呼万岁的臣民。 就以中国文化来说吧。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是福音还是灾难？让我们看看事实：据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和北京市历史学会合编的《中国文化史书、文目录汇编稿》（打印本，1984年10月）提供的资料，从20世纪初至1983年，中国大陆和港台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和有关的书籍就有1200种。其中20世纪初出版的寥寥无几，绝大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出版的；而1949年以后的则大都是港台出版的。 众所周知，除了寥若晨星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外国汉学家的文章和著作外，19世纪中国几乎是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研究。由此可见，是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纪元。 纪校长显然不认同这样的事实。为了支撑他的论断，他作了这样的论证：“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稚晖学术论著》，第124页）。”如此等等。 没有系统全面研究过新文化运动的人们，有此疑虑并不奇怪。鄙意以为弄清几个基本情况，疑虑不难迎刃而解。 1．新文化运动是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基本形式是自由讨论，任何人的意见都没有什么强制力，人人自由选择，即使有极端主张，也是说说而已。例如。吴稚辉曾高喊要把线装书丢到茅厕中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那样干。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这样的自由表达的环境中成长，有利于多数人逐步树立理性的态度。 2．新文化运动提倡人权与科学，1919年开始改为民主与科学，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胡适嫌这个口号笼统，进一步概括为：以“评判的态度”，“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这是非常全面和稳健的主张，而实践结果则成绩斐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