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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你面前出现一个肥头阔耳、乱发蓬松的大块头，那我想你断然不会把他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联系在一起。既然是领袖，怎么说也该有一种儒雅的风度、沉稳的气质，这样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过，历史并没有满足我们对英雄形象的期望。抗战期间在重庆时，傅斯年跟朋友赴宴。饭后，主人雇好三乘滑竿来送客，六个抬夫守在门前。头一个出来的，抬夫见他胖，都不愿抬。第二个出来的更胖，大伙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个抬夫，扛起滑竿拔腿就跑。 就是这么一个大块头，在1919年5月4日，作为北京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撒着热汗，扛着“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大旗，凭着方刚血气，把人生壮丽的开篇书写在万里云天之上。在傅斯年的引领下，游行的学生痛殴了卖国贼曹汝霖，一把火烧了赵家楼。冲天的火光重新点燃了古都北京久违的激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们“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见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在这新世纪的曙光里，傅斯年绝对是个勇在涛头立的弄潮儿。别看他才二十出头，却从小就开始通读十三经，每天破晓，不及起床，便忙着听祖父口授历史故事，历时四年，刚八岁就已熟知二十四史。傅斯年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仕宦名门，虽家道中落，但书香风气犹浓，祖宅上那两块“相府”和“状元及第”的金字牌匾也还算壮观。在他八九岁时，父亲已经去世，那一日新晴，蛙声盈耳，祖父领着他，站在河崖堤上远眺，在这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中，祖孙俩装点了世界的模样。带着祖父的希望，他在家乡的运河埠头登船，一路艰辛备尝，终于从天津学堂考入北大预科，迎来了自己生命中鱼跃鹰扬唱大风的如歌如锦般的岁月。他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天生聪颖，在考场连连夺魁，四年当中三次第一，一次屈居第二，威望就这样建立起来。胡适二十多岁初登北大讲台，教《中国哲学史》，争议纷起，是去是留，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大伙请文学系的傅斯年去听课。傅斯年连听几堂课后，一锤定音：“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一句“不能闹”，让胡适感念了一生。 在“五四”之前，傅斯年就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新潮》杂志，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拨出2000元作为其办刊经费。《新潮》用白话文写作，文章多出自大学生之手，仅1919年傅斯年所写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首）之多，深受青年学子的欢迎。《新潮》第一卷第一期，再版3次，销量达1.3万多册，其后的销量也常在1.5万册左右。他们以一种激进的姿态为新文化呐喊助威，把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经学大师骂得一个个两眼直瞪，气都喘不上来。新旧思想在故园上空碰撞，迸发出千万朵火花。蹿动的火花，终于引爆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然而，惊雷只是一弹指，激情过后，我们需要的是任重道远的跋涉。当傅斯年获知自己被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时，当场就喊了声“我的娘！”差些就跟范进中举那样，“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1919年年底，大块头终于可以踏出国门了，他将由北京起身去上海，然后乘轮船赴欧洲。比他早两年，19岁的周恩来在旅法留学前，面对滔滔江水写下“大江歌罢棹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样震撼心灵的诗篇，说到底，傅斯年还是传统文人，虽然风骨嶙峋，但还是缺了点总理那种“浮舟沧海，立马昆仑”的激昂壮烈。 当然，傅斯年毕竟来自梁山脚下的聊城，水浒英雄的血性仍然在他的身上沸腾。留学期间，因为国势混乱，官费无以为继，写给驻英使馆的催款信，又不见回复，眼瞅着自己就好似丧家狗饿毙于柏林街头，傅斯年差点又准备到使馆门前游行示威，与工作人员开打。他就像一匹纵横天岸的烈马，口无遮拦，手也无遮拦。北伐胜利后，傅斯年找蔡元培喝酒。两人狂饮一番，都喝高了。傅斯年醉话连篇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精气神。“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席演讲，首倡“书生报国”，彰显民族气节。他还力邀史学界同人，赶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同时，他又托人将“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调查团，促使其做出声明“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抗战伊始，他就提出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胜利后，他涌向重庆街头，一手拎酒瓶，一手举拐杖，把呢毡帽挑起来乱舞。面对曾在伪北大任教的容庚，他丝毫不顾往日的交情，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其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在满是泥泞的马路上。次日《新民报》以此大做文章，说他拍案大骂，声震屋瓦。人们称他“傅大炮”，还真是名副其实。 “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傅斯年的真话，虽不敢说能与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但有时候也跟大炮一样，威力很不小。作为参政员他曾多次在会上放胆直言揭露孔祥熙：“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蒋介石为平息此事，特意请他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的回答是：“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傅斯年还是很懂得政治艺术的。 傅斯年始终没有担任国府高官，操持一方权柄，很是爱惜羽毛，他甚至还提醒胡适，当局拉名人做官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遗憾的是，胡适最终还是没能抵御住“大粪堆”的诱惑。傅斯年觉得知识分子一旦被党派色彩左右，说话就失去分量，铁肩没有了，只剩下一身柔骨。到台湾后某天，蒋介石前往台北松山机场，欢迎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在会客室，蒋介石靠在沙发上，一旁只有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坐着，翘起二郎腿，嘴里叼着烟斗，跟蒋介石指手画脚，其他文武大员全站着。 赴台不到一年，五十四岁的傅斯年就因脑溢血倒在了参议会大厅，再没有醒来。虽然他一生清贫，冬天只能守着盆火，穿着单薄的西裤，但他怀着一颗勇敢的心，真正活过。傅斯年死后，胡适说：“有人攻击我，傅斯年总是挺身而出，说：‘你们不配骂胡适之。’那意思是只有他才配骂。他也承认这一点。”傅斯年不是只晓得骂人，他也救人。抗战在昆明时，空袭警报一响，大家就“闻机而坐”，下楼钻防空洞。唯独住一楼的傅斯年不顾庞大的身躯奋力往三楼冲，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大块头，原来也这般心细如发。要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闻一多就曾在空袭中受伤，强烈的爆炸把墙砖震掉，砸破了他的头顶，血立刻就流了下来……筵李国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