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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蜀學”的影響與地位 舒大剛 （四川大學古籍所，成都，610064） “蜀學”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其事起於西京，其词則成於東漢[1]。博攷載籍，“蜀學”一名蓋含三義，即學人、學校、學術。《漢書》所謂：文翁興學，“大化蜀地，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2]；《三國志》載秦宓言：“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3]；《華陽國志》亦謂“學徒麟萃，蜀學比於齊魯”[4]，三處所指皆“蜀中學人”。宋吕陶〈府學經史閣落成記〉：“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5]《建炎雜記》列“蜀學”條目：“郡國之學，最盛於成都，學官二人，皆朝廷遴選；弟子員至四百人，他學者亦數百人。”[6]二處所指皆教育機構，即“蜀中學校”。李石〈蘇文忠集御叙跋〉：“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説’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説，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説，是為元祐學，人謂‘蜀學’云。時又有‘洛學’，本程頥；‘朔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相羽翼以攻新説”云云[7]；以及張之洞〈尊經書院記〉述辦院宗旨：“紹先哲，起蜀學。”[8]乃學術流派，即“蜀中學術”。唯斯三者乃爲“蜀學”三大要素。無論是審視古代“蜀學”，抑或是評價近代“蜀學”，都應以此三要素爲攷察目標，唯其如此，乃成爲一完整之“蜀學”概念，也才能准確全面地評估巴蜀地區學術之地位與價值。本文所要考察的“晚清蜀學”即兼此三者而言。 一、晚清“蜀學”的概况及其成就 本文所討論的“晚清”，係指道光後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後）至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爲止。此7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也是中西學術交鋒，新舊觀念激蕩，各種思想學術異常活躍的時期。在此期間，咸豐初年興起的太平天國運動，使原來人文薈萃之地的江浙地區“受祸最烈，文獻蕩然”，致使“百學中落”[9]。相反偏處於内陸的四川地區，社會相對穩定，物産素稱富庶，爲文化學術的发展准備了條件。近代“蜀學”正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環境下産生和形成的。“蜀學”的三大要素（即學校、學人、學術）在這一時期都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和壯大。 （一）晚清巴蜀書院，名列全國前茅 從學校而言，巴蜀地方政府辦學全國最早，淵源有自。漢景帝末年文翁“石室”，首開郡縣官學先河，教澤流衍，蔚然成風。及至清代，四川舉辦的各類學校仍居全國前列，僅就傳統書院和新式學堂論，其數量都居全國之首。 關於清代四川的書院數量，《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一書統計有383所，居全國第二[10]。而胡昭曦先生《四川書院史》前後兩版的統計，一爲504所，一爲552所。依此數據，清代四川書院在全國的排名，肯定還會上昇。胡先生還分析，四川552所書院中，明確可以認定是鴉片戰爭以後建立的有146所。另有143所建立日期不詳，但因其資料多見於咸豐以後地方志，“可以說這143所書院中的多數是鴉片戰爭以後建立的”，因此晚清四川所建書院應是146所＋143所，佔整個清代四川書院近一半左右[11]，可见晚清是四川書院大發展時期。 除舊式書院外，四川還是新式學堂設置最早的地區之一。中日甲午海戰後，光緒皇帝繼1895年批准天津成立北洋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後，於1896年批准成都成立了四川中西學堂（四川大學前身）、上海成立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在近代史上最早设置的幾所新式學堂中，四川中西學堂就是其中之一。1902年中西學堂與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合併成立四川省城大學堂（或四川通省高等學堂），是四川最早的綜合性大學。 “戊戌變法”倡議“改書院，興學校”，光緒二十四年、二十七年分別頒布〈改書院爲學校上諭〉、〈改書院爲學堂上諭〉，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又頒布“壬寅學制”、“戊戌學制”，一時間，“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四川各地書院紛紛改成初、中、高等新式學堂。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學制”頒布後，在四川省城組建了更多高等专門學堂，形成四川師範學堂(1905年)和五大專門學堂：四川法政學堂（1906年）、四川農業學堂（1906年）、四川外國語學堂（1906年）、四川工業學堂（1908年）、四川存古學堂（1910年），全面推行新式教育，他们和四川高等學堂一起，構成清末四川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以上這些學校，後來逐漸歸入國立四川大學。民國初年调整各地高等學堂，四川成都仍然是“五大學區”之一，穩居西部中國之首。這些大學專業涵蓋了文、理、工、農、外語、師範七大領域，融彙了傳統與新學諸要素，爲构建晚清“蜀學”提供了學術沃野和廣闊前景。 在晚清衆多書院和學堂之中，特別需要提到的是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和中西學堂，錦江書院於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在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主要學習制藝八股詩文，爲科舉服務。尊經書院是同治十三年（1874）洋務派首領、四川學政張之洞創辦，貫徹“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通經致用”方針，不課制藝，專習儒典。中西學堂爲培養“通達時務之才”，聘請英、法教習，“分課華文、西文、算學”，體現了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徵。由是觀之，尊經書院、錦江書院和中西學堂分別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錦江書院重辭章，爲科舉；尊經書院重經學，重致用；中西學堂重西學，講科學。分别代表科舉、改良和科學三種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