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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所谓的“多元化处境”可作三层分疏：一是指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儒学所可能拥有的声音，二是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潮中，儒学所应担当的角色，三是儒学自身在当代发展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取向。 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于谋求现代化的儒学来说，后者更具重要性。从“文明的冲突”讨论中露出端倪的客观事实是，只有放诸世界文明的大视野、大格局中，儒学的重要性及其现代意义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事实上，早在700年前，儒学已渐次成为整个东亚文明的主流形式，一直到今天，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文化、韩国文化、越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东西文化的交融，其他国别和地区的儒学很有可能由笑谈演变成为事实（如“波士顿新儒家”）。这样一来，呈现在全球文化视野中的儒学就不只是传统的、狭义的中国儒学，而是含蕴更为深广的诸多形式的各国（地区）儒学。谁能在未来的世界文明对话中拥有儒学的制导权和话语权？随着儒学的国际化和文化背景的多元化，这样的发问就不是天方夜谭式的呓语，而是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大乘佛教在当今世界的情景如何？深思之，足可引为前车之鉴。假如说冈田武彦是当今难得第二的醇儒，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提出反驳的意见。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但绝不是唯一。随着民族文化的弘扬，新儒学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显学，但与官方的主流文化相比，其势也弱，其音也微，恐怕还不足以谈“几分格局”的问题。更具挑战性的是，在传统文化复苏的大潮中，泥沙俱下，精华与糟粕一起涌动，最具活力的表象不一定是神髓的显露，而恰恰可能是渣滓的翻腾。在良莠混杂中如何显出真实的本色？为无数的浮虚所包围而怎得不为所染、保持清品高节？这恐怕是对儒学更为严峻的考验。与传统文化复兴的多元多象相呼应，当代儒学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新儒家五四以来三代薪火相传的谱系不断遭到质疑，判定新儒家的标准也是一改再改，难有定论。新儒家的清晰度逐渐减退，随着阵容的扩大和面貌的改观，它原有的独特意义正在消逝。取径公羊学的康有为，具有全球文明视野的辜鸿铭，握定“三纲六纪”的陈寅恪，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儒学历史衡估中被重新定位。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牟（宗三）时代新儒家阵营的离散状况正在加剧，多元化的景象日益明显，谱系淡化，识别色消逝，群体性正在趋于瓦解。化新儒家为新儒学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儒学研究蓬蓬勃勃，儒家传统销声匿迹。三种层面的多元化处境同样具有挑战性，孕育着生机，也充满了危险。走向世界的儒学可能会将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全球文化的大舞台，但也可能变得和它的主体部分发生剥离而不甚相干。传统文化的勃兴，可能出现儒、释、道共荣互补，乃至于与官方主流文化良性互动的可喜局面，但也可能在多元激荡之中把持不住，导致儒学自身的被扭曲，甚至被淹没。新儒学发展的多元化倾向既可以是千寻百度、开掘出无限的希望，也可能丢失掉遗传的密码，而最后变得什么也不是。 来源：中国儒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