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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07年5月10日，我参加北大哲学系的“社会、文化、心灵”之传统文化系列论坛之四，题目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普世意义”。我草拟了如下发言稿。） 一、从文化理论上分析，儒家哲学为什么有普世性？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关于“文化”，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发表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说：“唯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系统性），亦有见于文化之分（可分析性）；既有见于文化之变（变革性、阶段性），亦有见于文化之常（继承性、连续性）；既有见于文化之异（特殊性、民族性），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世界性或普世性）。”（《文集》第一卷第269—270）我们现在谈儒家哲学的普世性，我想，就是从儒家哲学的要素中分析出其“常”和“同”的部分。 二、什么是儒家哲学中的“常”和“同”的部分？ 我认为，儒家哲学的普世性，最主要的或者说最起码的，就是作为其思想核心的“仁者爱人”思想，以及“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 1.“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爱人”包含着“知人”，或者说“知人”是为了“爱人”。《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原善》）我认为，儒家经学中讲“天人之道”的那部分“大训”，就是儒家的哲学。儒家的“知天”也是为了“知人”，为了“原善”，“善”就是“爱人”。《尚书·皋陶谟》讲“内圣外王”，“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孔子在“轴心时期”继承并且“突破”了三代的“王官之学”。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作为“思想范式的创建者”，这是很有眼力的。孔子所创建的哲学范式是以“仁者爱人”、“知人安民”为核心，可以说是“道德性的人文主义”。这个哲学范式有其特殊性，而其普世性就蕴含在特殊性之中。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贵”是中国古代表示“价值”的用语，如“和为贵”、“民为贵”、“良贵”等等。“孔子贵人”，就是说孔子认为“仁”是最有价值的。“爱人”也就是“泛爱众”、“爱类”。 《吕氏春秋·爱类》篇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说明在“仁”的道德意识中有着对“人”这个“类”的认识的高度自觉，仁者之爱人是泛爱人类所有的人。 《吕氏春秋·贵公》篇说：“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个故事说明，老子主张消泯人与自然的区别，而孔子强调超越国界的人类意识；老子的思想是物我合一的自然主义，孔子的思想则是以爱人类为中心的人文主义。 孔子主张泛爱人类，所以樊迟在另一处“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的思想中，华夏与“夷狄”有着族类和文化的不同，但仁之“爱人”是不分族类、跨越文化的，因而“虽之适夷狄无礼义之处，亦不可弃而不行也”（《论语正义》邢昺疏）。 人类意识的自觉，内在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与非人的区分，其二是对人类自身的认同。这两个方面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论语集注》）。“贵人”就是以人为最“贵”，人的价值高于畜的价值。《论语·微子》篇载孔子周游列国，与隐者相遇，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里的“同群”就是“认同”之意，“斯人”就是指与鸟兽相区别的人类。 后期墨家对于“仁”有一个界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墨子·经说上》）这里的“爱己”就是爱人如己，“非为用己”就是并非以人为手段（不像“爱马”那样为了用马），而是以人为目的。这个界说很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之所以在马厩失火时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就是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的价值，“不问马”并非不爱马，而是因为“爱人”与“爱马”有着价值层次的不同。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家与儒家虽然在“爱人”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爱人”即爱人类，是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两家是相同的。 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中庸》引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就是说，仁者爱人，以“亲亲”为仁之本始。孟子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达之天下”就是泛爱人类所有的人。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这是说，仁之“爱人”是施由亲始，爱有差等，泛爱人类也可推扩到泛爱万物。 董仲舒说：“以仁安人……仁之法在爱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春秋繁露·仁义法》）显然，这里的“爱人”也是爱全人类的意思，并且包括爱鸟兽昆虫等万物。 韩愈说：“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此不失为对“仁”的一个确切定义。 宋代理学家因为区分“性”（“理”）与“情”，故说：“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程氏遗书》卷一八）“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朱熹《论语集注·学而》）这里所谓“爱之理”也是“博爱”之理，所以张载说：“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下》）。二程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程氏遗书》卷二上）“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人之用也。”（《程氏遗书》卷十五） 至近代，康有为说：“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论语注·颜渊》）康氏说得对，以“爱人”言仁，确实是仁之本义。后来孙中山大书特书“博爱”二字，这里包含了西方近现代讲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也包含了儒家讲的“博爱之谓仁”。 西方文化也有其特殊性和普世性。它的普世性可能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等等。而儒家哲学的普世性，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仁者爱人”、“忠恕”之道。 《圣经·马太福音》载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是服从于“爱上帝”，“成己”即成为上帝的“选民”。在利玛窦作的《天主实义》中，“中士”说：“如是，则成己为天主也，非为己也，则毋奈外学也？”“西士”答之曰： 其为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仲尼说仁，惟曰“爱人”，而儒者不以为外学也。余曰仁也者，乃爱天主，与夫爱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遗其枝派，何以谓外乎？人之中，虽亲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犹为外焉。（《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按照利玛窦的“补儒”之说，“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二十五言》，同上书第131页）。而孔子说仁，惟曰“爱人”，而且是以“亲亲”为始，以“忠恕”为行仁之方（“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基督教和儒家的“爱人”，哪个更有普世性呢？据参与《全球伦理宣言》起草的刘述先教授的记述： 1989年2月孔汉思（Hans Kung）在巴黎提交论文《没有宗教之间的和平就没有世界的和平》。……他建议每一个传统都先由深切的自我批评开始，找寻精神资源，以通向其他传统。终于他发现，共同于各传统的乃至不是上帝的概念，而是humanum（拉丁语：人道、人性）。显然由儒家观点我很容易对之做出积极的回应，因为“仁”的英译humanity涵义与之若合符节。以此为出发点，孔汉思乃进一步起草《世界伦理宣言》，于1993年的世界宗教会通过。他以“人必须以人道对人”与“金律”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并提出四条宽广的指令……（《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由此可知，建立在人道、人性或人的类意识基础上的“仁者爱人”和道德“金律”（“忠恕”之道），比基督教的“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更有普世性。 《全球伦理宣言》提出的“基本要求”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人道的对待”。“人类永远应当是权利的主体，应当是目的，绝不是手段。”“数千年以来，人类的许多宗教和伦理传统都具有并一直维系着这样一条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换用肯定的措词，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应当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成为不可取消的的无条件的原则，不论是对家庭、社团、种族、国家和宗教，都是如此。” 在《全球伦理宣言》中还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观此，儒家的“仁者爱人”是以“亲亲”为始，以“忠恕”为行仁之方，也有其普世性。 当然，若要真正建立普世的“全球伦理”，还必须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要吸收各个宗教和伦理传统的文化资源，逐渐形成“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乃至形成人类的“多元一体”。在这里，“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的认同方式（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也仍有普世的借鉴意义。 2.“忠恕”之道 参见拙文《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环境保护》（载《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和《儒家的和谐社会理念及其历史局限》（载《河北学刊》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