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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层涵义的实学实学是一个具有多层涵义的概念。 它既包括有元气实体之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和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经世实学的基本精神是主张“经世致用”既表现为揭露与批判在田制、水利、漕运、赋税、荒政、兵制、边防、吏治、科举诸方面的社会弊端，又表现为提出与实施各种旨在改革时弊的救世方案。同时，在学术上还包括明经致用论和史学经世论，把治经考史看作是经世的重要思想武器。实体之学与道德实践之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哲学思想基础而言。它包括以“气”为本的本体论，以“实践”(力行、践履)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实性”为基本内容的人性论，以“实功”为主要修养方法的道德论，以利欲为基础的理欲统一说(包括义利统一说)等内容。实体实学是经世之学的理论基础。实测实学，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科学内容和基础而言。它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也包括从欧洲输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既包括天文、历法、数学、音律，又包括地理、农业、水利、生物及各种技艺等多种学科。从事探索自然奥秘的各种科学研究，归根到底，是为经世实学服务的，是经世致用的一种重要手段。考据实学，是就中国实学的经学内容和依据而言。从明中叶开始，特别是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实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在经学领域，出现了与“宋学”相对立的“考据学”的复兴，主张以专事训诂名物的汉学代替以己意解经的宋学，以主实证的汉学代替凭空议论的宋学。这种实事求是的考据实学虽属经学的不同派别，但它具有显明的求实精神，并在治经考史的形式下往往流露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考据为手段来阐述它们的经世思想。它同经世实学也是密不可分的。启蒙实学，是指从明中叶开始至晚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西学的大量输入，出现的一股与地主阶级改革派不同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意识形态，它既表现为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另一种性质的经世之学，又表现为在哲学与文艺领域的某些启蒙思想的因素。但是从中国实学发展的长河来看，它并非贯彻始终，只是中国实学发展到后期出现的一种新的观念。 从北宋中期到晚清洋务派的800多年间，中国实学思想经过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一)从北宋至明中叶，是中国实学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二)从明中叶到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产生，把中国实学思想推向了高潮；(三)从清代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年间，既是中国经世实学思想的高涨时期，也是由中国古典实学通往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晚清实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中，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实学的成分，又大量地吸收了西政与西学，企图以西学之实补中学之虚，具有二重性。 实学的现代转换从现代的观点看，中国实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并没有死亡，在中国思想史上它是属于最接近于近现代的文化，它的原典精神仍然深深地扎根于现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具有超时空的普遍性。所以，现代人可以通过古代实学原典去领悟它的精神实质，并以现代人的心态和需要去转换中国古典实学，将中国实学与现代沟通起来，努力寻找二者的衔接点，由传统走向现代化之路。 (一)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中国实学的基本特点是“崇实黜虚”，处处突出一个“实”字。在本体论上讲“实体”，反对“以无为本”、“以空为本”；在人性论上讲实性、实心，反对“以心性为空”；在道德修养上，讲“实修’、“实功”，反对“空悟”之论，讲“实行”、“实践”，反对言行脱节的浮夸之风；在人生价值上，坚持“实政”、“实用”，反对逃世、出世；在学风上，提倡“实言”、“实风”，切忌一切空言、套话、废话、大话。中国实学发展史证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国家必强，社会必治；凡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国家必弱，社会必乱。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崇实精神，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今天，提倡这种崇实精神，对推进中国现代化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我们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坚持求真务实之学，也可以说是中国实学思想的继承、弘扬与发展。 (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中国儒家的“重道义、轻技艺”的思想传统，对弘扬科学精神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在中国实学史上却始终注意弘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从宋代的“天地动植之学”和“格物游艺之学”，到明清之际的“实测之学”，再到近代的“格致之学”，实学家都是自觉地把科学纳入中国实学的范围。继承与弘扬这种科学精神，正是从中古文化走向近现代文化的重要突破口和衔接点之一。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大力提倡“科技兴国”，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争取中国早日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三)“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一部中国实学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兴利除弊”的改革史。每当中国历史上出现“内忧外患”之时，也就必然会引发出实学思潮。而每一次实学思潮的出现，其历史使命总是“兴利除弊”，以达到挽救社会政治危机之目的。不管是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还是新兴市民阶层，他们既从社会政治上揭露了当时的各种积弊，又从思想上批判了佛老与理学末流的空疏之风和各种禁锢人性的陈规陋习。同时他们在田制、农技、水利、赋税、漕运、荒政、边务、兵制、吏治、科举诸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甚至有的实学家还亲自发动与领导了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如北宋王安石、明代张居正等人)，从而向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以“兴利除弊”为主要内容的实学思潮，不但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其改革精神和牺牲精神，也永远激励着我们在困难中前进。中国只有推行改革才有前途，因循守旧是没有出路的。 (四)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从中国实学发展的历史看，实学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体系，并非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封闭体系。实学的开放品格，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第一，善于及时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以补充和发展自己。中国实学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滋生的社会思潮，具有儒家所固有的经世传统和重道德的社会内容，对于一切外来文化具有本能的排斥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中国实学从一开始，就在批判外来文化———佛教的同时，也吸取了隋唐佛教的合理成分，特别是佛教关于“本体”和“体用不二”的观念，将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升华改造成“实体达用之学”，从而为儒家的内圣之学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明清之际，随着“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明清实学家特别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便及时地从西学中吸取了它的科学内容和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并把它与中国传统实学思想相结合，构成了明清实学的重要内容。鸦片战争以后，晚清实学家顺应世界进步的潮流，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之说，不断地向西方寻求真理，接受西方传入的“西学”、“西政”、“西艺”，用来补充、修正中国古代实学的内容，使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重要思想武器。第二，将中国实学推广到世界各国，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实学从一开始，便通过各种文化交流渠道，传播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并在那里与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朝鲜实学和日本实学等。明清时期，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实学通过西方传教士而流传到西欧各国，并且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为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建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不但是双向的，同时也是互补的。譬如，当中国强盛之时，宋元明清的实学思想曾传到日本，对其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当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需要，先进的中国人(如王韬、梁启超)又从日本传入了许多实学家的先进思想，成为中国近代进行社会改革的重要思想武器。由此可见，中国实学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一个僵死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善于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吸收营养，而又不断地将自己的思维成果奉献给世界各国的开放性思想体系。中国实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在推行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不但可以从实学的开放品格中吸取历史借鉴，而且也可以从历史上证明中国只有开放才有出路的真理，从而增强我们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和勇气。这是中国实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实学作为中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已过时，但是它的精神依然存在。只要我们对它善于进行转换，继续弘扬实学精神，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必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