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齐勇：儒学专家，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珞珈杰出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席。 王阳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真三不朽，当然就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阳明最为佩服诸葛孔明与伏波将军马援，学前者活用兵法，学后者立志“马革裹尸还”。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佛氏之习，指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了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被感化之人，应邀写了《象祠记》。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儒家的这个主张很有道理。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政德与事功 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这里用老子“不争”的思想，调节心灵。足见惩治腐败，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内一外相互作用。 阳明是书生，但不是无用的书生，他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之英雄，领兵打仗的统帅。他叱咤三军，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同时并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叫作“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终日劳累诱发了王阳明的肺病顽疾，遗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 《传习录》其书 阳明一生著述丰富，他的作品有极高的造诣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传习录》。“传习”二字见于《论语》首篇记载的曾子语“传不习乎？”《传习录》由阳明门人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分为正文三卷、附录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中。 作为阳明心学的最主要文献，《传习录》的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来说，四百多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是常读常新；从空间范围上来讲，《传习录》传播到了日本、朝鲜、欧洲、北美。本书已经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学的一把钥匙，更成为反照我们内在心灵的一面镜子，帮无数的人挺立起人生价值与信念。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这绝不是过誉之辞！ 当然，阳明著作不止《传习录》一本，他的著作被编为《王文成公全书》，有三十八卷，《传习录》只占其中的三卷；现今吴光、董平等学者们编了《王阳明全集》，卷数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阳明著作最重要的还是《传习录》。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开了七本书，它们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坛经》是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就是心学的经典。这七本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以下第三部分专讲《传习录》的思想内容。 王阳明思想要旨 阳明一生的活动，实际上是围绕讲学和社会教化为中心而展开的。阳明讲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呢？ “心即理” 阳明心学的根本观点是“心即理”。《传习录》记载了阳明与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命题的探讨。意思是：父母身上并没有蕴藏着孝的道理，君王身上也没有蕴藏着忠的道理，同样，朋友、老百姓身上也没有蕴藏着信和仁的道理。一个人要讲究孝、忠、信、仁，总归不是向别人身上去求。那么这些道理都在哪里呢？阳明认为，就在你我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的心本来就具有敬老孝亲、忠于职守、言而有信、仁民爱物等道理，才能事父母以孝，事朝廷以忠，交友以信，治民以仁。 这个心，就是天性，就是天理，就是天赋予人的善性。为了和一般意义上的心区别开来，我们称这个心为“本心”。既然心即是理，人可以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和事物，因此也就无需求理于外，到外在的事物上去求一个道理。阳明所说的“物”，是与心即理的“心”关联着的，“物之理”实际上也就是指“心之理”在物上的落实，也就是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而不是指客观知识性的理。这些道德原理和法则，只能来自于继承了天性、蕴含了天理的本心，而不在物的自身。心之理落实到事物上而得其宜，也就是恰好、刚刚好，这种情形就叫作“义”。因此，求义或者求理，就只能在本心上求，而不能在外事外物上求。按照心外无物的说法，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还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一直以来我们由此而对阳明心学有一些误解。阳明的回答真的否认了事物的客观实在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山中的花，只有你来看时，此花才与你的心发生关联，心赋予了花以意义与价值。阳明在讲“心外无物”时，并不是针对外界事物是否独立于“吾心”而存在这类问题而发的，而是与他对“物”的特殊规定以及他的整个思想系统密切关联着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则由人来赋予。这才是阳明所讲的“心外无物”的根本意义，也是心学体系中心物之间的根本关系。 “知行合一” 我们要联系阳明“心即理”的思想，来分析和讨论他的“知行合一”说。 从《传习录》看，阳明在论及知行关系时，有一个反复申明的观点，叫做“知行本体，原来如此”。他本人有时候又将“知行本体”称为“知行之体”、“知行体段”。究竟什么是“知行本体”呢？这四个字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如阳明所说：“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这里的“本体”，就是本来面貌的意思，“知行本体”也就是指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知行分离，也就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义、违背了知行本体。第二层意思，阳明又说：“‘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这里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良知良能。二者相较，后一种“知行本体”的含义无疑更为根本。 阳明完全是从道德出发来讨论知行功夫的，故在他看来，知必须表现为行，能知必然能行。知与行相即不离，两者是同一功夫过程的不同方面。 一般来说，“明觉精察”是形容知的，“真切笃实”是形容行的，但阳明要求，人在知的过程中要抱有“真切笃实”的态度，在行的过程中要保持“明觉精察”，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这样的知才是真知，这样的行才是真行。这是知行合一的功夫论含义。我们今天讲的“知行合一”，已不是道德范畴、意义上的，而是社会实践意义上的，这是我们与王阳明的根本不同。 “致良知” 阳明在去世前曾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是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一个贯通天人的概念。其次，阳明所讲的良知，又指“随时知是知非”的道德认知与判断能力，是一个贯通体用的概念。总之，阳明五十岁前后提倡的“致良知”之学，实际上是在早年“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也蕴含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主要理论内容。 正是在兼具“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基础上，阳明将良知视作是天地之心、宇宙之心。良知赋予了天地鬼神万物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价值意义的创造本源和主宰力量，具有绝对性和根源性。人因为有此良知，就可以和天地宇宙会通，可以充当宇宙天地之心，从而肩负起协理宇宙天地万物的责任。正因为良知如此重要，所以阳明断定：“‘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良知既是“性与天理”，又是道德认知与判断。因此所谓“致良知”，也就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不断地向至善的道德本体的复归，以达到极致；二是以道德认知和判断为依据，加以实行。一方面，良知本体的至善性、绝对性和普遍性为人们的道德践履和成圣成贤的追求提供了内在根据和根本保证。“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人人皆可成尧舜”的道德洞见，能有效促使道德主体挺立，激发道德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又要对良知本体在现实环境中作用流行的相对性、具体性以及致良知过程的无限性保持清醒认识，以防道德主体的自我膨胀、猖狂及虚无。 致良知的第二层基本意思是“依良知而行”。“致”字在这里相当于“行”字，致良知即“行良知”，即依良知而实行。阳明更为强调这一面，他说：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 良知是主宰，是准则。“致良知”说既简易直接又内涵丰富，将阳明的整体哲学思想完满地表述出来了，标志着阳明哲学建构的最终完成。 阳明学的影响与现代意义 阳明学的影响 阳明学产生以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门弟子分化成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等，遍布中国十几个省，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众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主张，摆脱了长期的文字训练和经典阅读，是一种简单直截、当下即是的工夫，所以能够引发中下层老百姓的极大兴趣，直接推动了儒学平民化运动，构成了对官学也就是朱子学的冲击，实际上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当然，王学在历史上也因此由极盛而衰落。由于后学中有些人流于狂禅，不务实事，无关修养。当然，这也可以说是王学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使然。与古今中外一切思想体系一样，王学体系也有自身自我否定的因素。张祥浩先生认为，身处武宗朝政治黑暗年代的王阳明倡导致良知教，意在从士人内心唤起维护仁义道德的自觉性，因而屡屡强调良知即天理，即准则。这适应了特殊处境下的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危机，即只强调内心的道德自觉，忽视了纲常伦理的客观准绳与圣人言教的权威性。良知说有忽视客观规范、标准，漠视温凊定省诸礼法仪节的倾向，后来成为言行不检点的人掩饰自己丑行的口实。 另一方面，阳明学对后世影响之深，再没有其他学派可以与之比肩。明亡以后，清代阳明学受到打压，但被誉为“同治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进入近现代，阳明学作为一种平民哲学，被当作反抗压迫、争取平等的思想武器，重新焕发出光彩。譬如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就是由阳明“知行合一”学说发展而来。蒋中正也喜欢阳明学，到台湾后把台北市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 儒学的现当代发展也受惠于阳明心学。现代新儒家大师熊十力先生及其开创的新儒家学派就是例证。近年我们受郭沫若纪念馆委托，整理一批熊十力致郭沫若的信札。在1944年，熊、郭二位先生就围绕阳明展开了讨论。郭沫若继承了阳明学的实行观点，主张“事上磨练”；熊十力则说“事上磨练”固然不错，但必须加上“保任良知”四个字，叫作“保任良知，去向事上磨练”，方能无弊。今天看来，熊先生得到了阳明学的真髓。他自己也说，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仁、诚、本心、本体等范畴，就是阳明所讲的良知。他的学生、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旗帜性人物牟宗三创立的“道德形上学”特别强调良知本体，直接继承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 阳明学不只是中国文化的无尽宝藏，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推进了他们的近代历史进程。阳明四十二岁时，曾在浙江与日本禅僧了庵桂悟会晤。中江藤树最先在日本传播阳明学。大盐平八郎则将张载太虚说与阳明心学结合起来，发展了阳明学，他本人甚至在阳明学鼓舞下，领导了大阪农民和都市贫民的起义，虽因失败而自杀，却发出了倒幕运动的信号。稍后的维新志士如梁川星岩、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都是阳明学的信徒。他们以阳明学为团结下层武士、平民的纽带和行为动力，开展倒幕和维新运动。有学者认为，阳明心学影响了明治维新。冈田武彦先生甚至认为，中国阳明学在明亡以后，“遭到空前激烈的非难”；“然而在日本，阳明学则得到了彻底的发展”。 朝鲜半岛大约在阳明逝世前后就已经了解了阳明学说，有“朝鲜朱子”之誉的李退溪甚至撰写了一部《传习录论辩》，专门驳斥阳明学说。退溪的巨大影响力，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朝鲜阳明学的发展。但他本人却有很明显的心学倾向，甚至提出了与阳明学颇为相通的“心即理”命题。17世纪，郑霞谷潜心研究阳明学，开创了江华学派，一直流传至今。同时，阳明学的实用因子也影响到作为朝鲜民族启蒙思想前兆的实学派学者。实学思潮的重要学者，如李瀷、朴齐家、丁若镛等，无不受阳明学之影响。朝鲜近代实学思潮代表学者朴殷植更是力图通过阳明学实现“儒教求新”的目的，将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与阳明学结合起来，开展了名为“大同教”的宗教运动。所以钱明认为，“阳明学乃是朝鲜实学思潮产生的重要哲学基础”。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阳明学在东亚传播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为了说明，阳明学绝不仅仅属于中国，也绝不仅仅属于古代，恰恰相反，它作为东亚诸国共同的思想资源，在各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阳明学的现代意义，其实是由阳明学本身的特质决定的。 它的第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即道德自由。王阳明对自然万物，都有一种深厚的生命关怀，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他发挥孔子的“仁爱”与孟子的“仁民爱物”思想，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生命整体，虽然人类必须取用动植物，但动植物仍有自身的价值。儒家肯定天地万物皆有内在价值，要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怀。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把“真诚恻怛”的仁爱之心发挥、扩充、实现出来，去应对万物，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致良知”包含着从人性上反思自己，反思人的贪欲、占有欲及人对自然万物自身权利与价值的不尊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度取用与开发。 阳明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知”在这里指良知，阳明强调真知真行。阳明学告诉我们，要在日用伦常之间，在礼乐刑政之间，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发用出来，用来敬老爱亲，用来修身齐家，用来尽伦尽职，为政理事。做一分，就体认一分良知，体认一分良知，就要行一分这个道理。这一点，可以赋予今人实践道德、完善自我的勇气。 阳明的亲身经历也提醒我们，为政之道在于明德、亲民。阳明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特别强调在明明德的基础上亲民。他首先是强调为政者要修身以德，以仁德为核心价值，引导和实现政治的正义。官德不仅仅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人的良知在政府事业上的直接运用。为官不讲官德，就是违背良知。进一步说，亲民就是要以民为本，视百姓为骨肉亲人，尊重民心民意，体察民间疾苦。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阳明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将社会教化、社会治理以及具体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治理了很多难治之地，实现了民不骇政，四方咸宁。阳明的为官之道，对于今天加强干部修养，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职能等，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