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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7．30──1990．8．30）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迁，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抗战胜利后，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钱穆于1949年移居香港，并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也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钱穆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共约一千四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煌煌大著《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及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其它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自身已成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学者已经并必将继续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一．钱穆的子学与经学研究 钱先生治学从子学开始，其独到之处是以史学通贯诸子，从整体上把握诸子学的精神，对诸子的渊源与流变，以及诸子学的会通与统一进行研究，建立了动态的子学研究系统。从历史大流出发揭示诸子学的精神。钱先生认为，孔子以前的书籍，后世称之为经书。由于那时的学术掌握在贵族手里，所以那个时代是贵族时代。在孔子以后的书籍，后世称为子书，那时的学术已经转移到平民阶级手中，称为平民学时代。平民学者中最先兴起的是儒墨两家，尤其孔子是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他自己是一个古代没落贵族子弟，因此，能习得当时存在的贵族的一切礼和艺，同时又能把它们重新组织，提供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古代典籍与思想流传到孔子手里，都发挥出一番新精神，即“平民阶级之觉醒”。这种精神就是子学精神，也是孔子及儒家的精神。这是钱穆把诸子作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春秋历史巨变中加以考察所得出的结论。 关于诸子师友学术流变，钱先生认为，谈诸子学渊源与流变不应局限于刘歆所说的“九流之目”。他指出：“今考诸子师授渊源，以及诸家所称引，则其间多有出入，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于九流六家之别”。(1) 这是从总体上把握诸子师授渊源。经过深入研究，旁证博引，钱穆指出：儒墨相通；法家与兵家均源于儒家，彼此相通；法家、兵家与农家相通；农家与墨家相通；墨家与名家、小说家相通；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道家与法家相通；农家、墨家与儒家相通；阴阳家与儒家相通；法家、儒家、道家也相通。钱先生批评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出于王官论”，指出：“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王官则不可也。”(2)钱先生在考证诸子师授渊源时，不是平铺开来简单论述，而是以儒墨两家为轴心疏理诸子。他认为诸子百家大体说来不归于儒就归于墨。属于儒家系统的有法家，属于墨家系统的有农家、道家等。他们之间的渊源与流变形成了一个对立统一的动态过程。如第一期诸子是孔子与墨子对立统一，其焦点是“礼”，即究竟怎样使贵族生活趋于合理，反映春秋后期贵族还没有被全部消灭的社会状况。第二期诸子是孟子与陈仲、许行、庄子、惠施的对立统一，其焦点是“仕”，即士自身对贵族究竟应抱什么态度和“何以自处”的问题。此时是战国中期贵族逐渐灭亡的社会状况。第三期诸子是荀子、韩非与老子的对立统一，其焦点是“治”，即如何使士阶层的气焰消沉下来，使社会动荡平静下来，这是战国后期统治者在思想上统一天下的一种反映。在这里，钱先生与胡适（主张老子长于孔子）和粱启超、冯友兰（主张老子在孔子之后、庄子之前）不同，他把《老子》看作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总之，儒墨两大系统所表现的三期诸子对立统一的主题变化，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发展同步进行的。 关于先秦诸子之统一。与有的学者从静态出发探讨诸子统一，并认为这种统一完成于先秦不同，钱先生以史家眼光从动态把握诸子统一，认为诸子统一虽开始于先秦，但完成在秦汉之际，表现为一个曲折的过程。先秦法家曾试图统一诸子，但秦朝的灭亡证明法家不能担当此任。秦汉之际为了适应政治趋向于大一统的需要，思想上必然走向统一。钱先生考察了当时试图从思想上统一诸子的三种模式：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统一，由于杂家没有吸收融和诸家的力量，而是在诸家中搞折衷，因此是不成功的。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统一，由于道家往往追随儒家之后加以指摘与纠正，多半属批评性而不是建设性，也是不成功的。以《易传》、《中庸》等为代表的新儒家统一，由于能吸取道墨诸家，并把它们融化在儒家中，成为一个新系统，因此是成功的。总之，在钱先生看来，儒家既是结束先秦王官学开启诸子平民学的宗主，又是终结平民学开启两汉经学的学派。 众所周知，诸子学，在清代经学家看来，不过是经学的附庸。到了清末民初，经学走向绝路，诸子学才脱颖而出。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对子学的提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未能沟通诸子。继此之后，能通贯诸子，并以史学观点研治诸子学的，当首推钱先生。也就是说，钱先生开启了通贯诸子学研究之先河。这正是他研究诸子学诸成果的价值之所在。钱先生治经学同治诸子学一样，从史学立场出发，贯通经学，破除门户之见。关于经学的渊源与发展，钱先生指出：“中国经学应自儒家兴起后才开始。”(3)但经学的渊源则在儒家产生以前，大概要追溯到春秋以前的几部儒家经书上，这几部经书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也是经学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他不同意今文家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观点，认为“孔子以前未尝有《六经》，孔子也未尝造《六经》。”(4)钱氏用大量史实证明孔子与“六经”无涉，明称“六经”见于《庄子》，后成于王莽。总之，“六经”称谓均汉代经学家所为。这里把后世称为经的儒家典籍与经的称呼区分开来，还孔子与“六经”的真实面貌。钱先生还考察了经学的发展历程，认为两汉经学，其精神偏重在政治。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经学为义疏之学，十三经注疏完成在这一时期。宋元明时期的经学，主要是四书代替五经，开启经学新时代。清代经学为考据之学，是经学的终结。 钱先生揭示了经学的精神及其方法，他把经学的基本精神归结为：㈠、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及其意义；㈡、注重历史精神，“六经皆史”说明经书本身都是史书，经学与史学一致；㈢、天人合一精神，此人文精神不反对自然和宗教，相反总是融摄宗教，并使人文措施与自然规律相融和；㈣、融合精神，经学本身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融合在一起；㈤、通经致用及重视教育的精神。他把经学精神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起来。他还提出一套考据、义理、辞章三者相结合的治经方法，强调治经应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钱穆先生治经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打破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清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经为西汉刘歆伪造，只有今文经学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氏的目的是想托古改制，在政治上有积极意义，使清代经学转移到经世致用上来。担民国初年，怀疑古文经之风酿成一股疑古辨伪思潮，这不仅造成争门户，而且对经书乃至先秦古籍产生怀疑，有损于中国文化的正常发展。钱穆先生正是这种条件下辟古文经和今文经门户之见的。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大体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考察西汉宣帝石渠阁奏议至东汉章帝白虎观议五经异同120年间的诸博士意见分歧，考证当时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驳斥康有为所谓刘歆伪造经书的诸多不通之处，认定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以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样不仅洗刷了刘歆造伪经的不白之冤，同时也平息了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 钱穆先生所以在经学研究上有建树，“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自春秋以下，历战国，经秦迄汉，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5)钱氏以史学打通经学。把人们从已经僵化的经学中解放出来，开启了经学研究的新风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