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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正先生申辩其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时候，展示了他的另一专长——一般人少有的误读本事。高正先生讲：我以上这一曲，未知有误否？若有误，那就算是我“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了！高正先生似乎闲得无聊，以故意误读为乐趣。 那就让我们来一同分享这份难得的误读大餐吧。 一、拙文《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正是为了求得“实事求是”，对我先前提出的郭店一号墓的墓主可能是陈良的推测（文中已言“似乎荒唐”）有所修正，为避免太过坐实而提出“参考坐标”的概念，意为墓主即使不是陈良，亦总与他有关，一是其时代与郭店简时代相合，二是楚国本无儒学，孟子曾称赞楚国陈良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这批儒家文献很可能是由他传播到南方来的。所以以陈良及其学派为“参考坐标”。而高正先生从中读出了如下的意思： 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讲“实事求是”，不应搞什么“参考坐标”，更不应自己硬来充当别人的“参考坐标”。 若按此逻辑，高正先生之名“高正”，为什么自己充“高”充“正”，而别人一定不“高”不“正”呢？我相信所有见过高正先生名字的人都不会作此理解而反对他起名“高正”的。 二、“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是就《尚书》讲的，如指一切书而言，为什么高正先生对本来不尽可信的《史记·六国年表》反而信之不疑、辩之不已呢？ 三、裴駰《史记集解》所引徐广所说的“一本”，是指另一种《史记》传本，是当时为徐广所见、而后世失传的本子，高正把它读为“传说” 。我指出钱穆先生正是根据这些资料作过一番考证才提出他的说法的，而高正先生又读出如下的意思： 姜广辉教授却要依据传说中不甚可靠的“一本”，费老大的劲，又是改字，又是怎么折腾，把史书中的年代改得面目全非。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别人不懂。盲目运用可靠性远比史籍本身更差的传说材料，来妄改史书，如此下去，我中华文明史可就越改越糊涂了！ 须知，像鲁穆公元年这类问题，如果查一下《史记·六国年表》就能认定的话，那随便哪位有点文化的人稍加训练都可以做到的，问题是《史记·鲁周公世家》指出，“鲁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这就出现了六年或八年的差讹，要解决这一差讹，而非大历史学家如钱穆先生“费老大的劲”的“折腾”不能为功。即使如此，还是有曾查过《史记·六国年表》的人不以为然。在学术上他自己取什么态度这本是他的自由，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有认可钱穆先生考证结果的自由，否则就是“取舍失当”、“妄改历史”，因为这是“钱穆先生六十五年前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中的学术观点”，“学术事业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今天，真理似乎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但“历史常识”一再告诉我们，真理从来是与狂妄无缘的。 感谢高正先生向我们详报了他的师承，他除了有阴法鲁教授、裘锡圭教授、孙钦善教授、金开诚教授、陈鼓应教授（这些先生我都非常尊敬）这些名家的师承外，还有学界德高望重的张岱年教授，是他的“忘年知音”。 我听了当然不免肃然起敬。但愿我们能继承前辈的优良学风。即如此，我想大可不必指着姜广辉大骂钱穆老前辈“费老大的劲，又是改字，又是怎么折腾，把史书中的年代改得面目全非”云云。本人敬谢不敏，还未能做出这样的学问，但我却十分钦佩钱穆先生这种“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精神，研究历史决不是吟两句“曲有误，周郎顾”那么轻松的，而只知查以一下《六国年表》，未体验过“费老大的劲”“折腾”的精神煎熬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历史学研究者的，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当年，司马迁若没有“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精神，也就没有《史记》，今天高正先生也就没有《六国年表》可查。中国历史上若没有无数的历史学家的“费老大的劲”的反复“折腾”，也不会有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粲然大备。 并且我敢断言，高正先生上面提到的这些历史学名家都是经历过“费老大的劲”的精神“折腾”的。作为学生应该继承的正是这种“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精神，而不是去仅仅继承老师的荣誉。我相信诸位先生若了解高正先生现在的作为，怕是未必再肯引为“忘年知音”的。正因为高正先生不了解历史研究工作的特点，不懂得尊重别人“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的精神劳动，所以我才提出“在哪里学过历史”的质疑，显然，高正先生又把这个意思误读了。 我还要感谢高正先生对我非常抬爱，说“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你姜广辉教授”，他并且认为“小儿科”非常重要，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基础”，听了这话，我们都相信这位“朋友”有非常深厚的学问基础，那下面我们就来领教高正先生在这一“学问基础”领域中做出了什么考订方面的贡献。 关于鲁穆公元年问题，问题不仅在于史书上是怎么写 的，更重要的是年代数据要求做到上下推求密合无差，始可确认。高正先生说，“本来《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关于鲁穆公元年的记载基本吻合（相差只有一年）”案：两者实差两年，高正先生何以连一和二也分不清？而且高正先生之言完全是外行话，年代考订是一年也不能差的，这有点像会计查账一样，差一点都不行。古代以干支纪年纪事，打个比方， “甲午战争”决不可说成“乙未战争”， “戊戌变法”决不可说成“己亥变法”。况且，认可了这里差一、两年，而后面的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文王卒年还差六年或八年呢！这难道不要去考订解决？怎么可以查一下《六国年表》就能简单认定呢？ 高正先生质问： 按照梁涛博士《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的“推求”方法，再继续往上推的话，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鲁悼公“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的时间与史实，还能对得上号吗？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以及“十六年，孔子卒”等时间与史实，还能对得上号吗？ 高正先生所说的这几件事都是鲁悼公三十一年以前的事情，这几件事的年代数据并没有发生变更。变更了鲁悼公在位年数“三十七年”为“三十一年”，不仅与上述年代数据依然“对得上号”，更重要的是与后来的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文王卒年完全“对得上号”。钱穆先生经过周密的历史考证，只改一“七”字为“一”字，使一百六十八年间的所有年代纷乱迎刃而解，疑云顿消，其功莫大焉。我因此佩服钱穆先生定“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15年”之说独具只眼，这难道是“取舍失当”，“妄改历史”，而为此辩护，便是“强辞夺理”吗？我们不仅要问，高正先生相信《六国年表》所载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的旧说法，那你对后面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文王卒年差讹八年是否意识到了，又将如何解释呢？你不会对此总避而不答吧？我想高正先生对这些问题如此缺乏理解力和求真的精神，那是连“小儿科”也不及格的，还侈谈什么“学问基础”呢？ 关于鲁穆公元年问题，既然已经谈起，我们就索性再“费”点“劲”，重新推算这些年代数据。以下按钱穆先生考订的思路进行列表推算，如有错误，敬请高正先生指正，并且我也希望能将大家共同努力所作出的正确的推算结果“每天高挂在影响很大的《简帛研究》网站上”，使有志于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可以直观地检证和参考。
说明： 1、《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哀公十六年，孔子卒；鲁哀公在位二十七年；其后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其后鲁元公在位二十一年；其后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其后鲁共公在位二十二年；其后鲁康公在位九年，其后鲁景公在位二十九年。其后鲁平公立，鲁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我们本着上述内容制订此表。惟其中有疑点者为“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一项，依钱穆先生改为“鲁悼公在位三十一年”。 为便于比较，我们在备注中列出《鲁周公世家》和《六国年表》鲁诸公元年及在位年数。 2、《鲁周公世家》明确说：“（鲁）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秦惠王（即秦惠文王）卒于公元前311年。若按《鲁周公世家》和《六国年表》逐年推算，两者或差六年，或差八年，皆不相契合，是以知两种数据皆有误。 3、《史记·鲁周公世家》较《史记·六国年表》年代数据多不同，两者相比较，当以前者为可信。裴駰 《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言称《鲁周公世家》“自（鲁）悼公以下尽与刘歆《历谱》合”，刘歆曾作《三统历》和《三统历谱》，精于历法和世谱。因此由鲁平公十二年（公元前311年）反推至鲁元公元年为公元前436年，其间年代数据当无可疑。而鲁悼公之前，因为有《左传》，年代斑斑可考。由此可知，其间惟鲁悼公在位年数为疑点。 4、关于鲁悼公在位年数，众说不同，约有数家：一、《鲁周公世家》以为鲁悼公三十七年，起于公元前467年，迄于公元前431 年。二、《六国年表》以为鲁悼公三十八年，起于公元前466年，迄于公元前429年。三、晋皇甫谧云：鲁悼公四十年，元年辛未（公元前470年），终年庚戌（公元前431年）。四、裴駰《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另有传本《史记》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下推与秦惠王卒年合。五、钱穆先生推算以鲁悼公三十一年下推方与秦惠王卒年密合无差，因而认为此传本《史记》“悼公即位三十年”，或脱一“一”字，应为“三十一年”。 5、年代学乃是科学的严密体系，必验算无误始可确认，非如他事可信口立说，以钱说“鲁悼公在位三十一年”上推孔子卒年（公元前479年），下推秦惠王卒年（公元前311年），无一年之差，故取此说，改《史记·鲁周公世家》“鲁悼公在位三十七年”为“鲁悼公在位三十一年”。 6、若此表年代数据无误，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15年则确定无疑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