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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明，中国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1962生，湖南长沙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比较关注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在当代所具有的意义。此文为作者在“重建斯文中国—亲近国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实录。  陈明教授。（资料图）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重建斯文。国学热是从民间不自觉慢慢地热起来的，现在是做一个阶段性的反思总结和提升的时候了。 重建斯文，我理解就有一个目标甄定的问题和意义。一般把读经、把对传统的关注作为国学热的起点，对它的解释，当时主要从教育的角度进入，家长们对学校教育偏知识轻人格的倾向不满。另一个视角则是道德、社会性的，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传统文化的伦理纲常，或许有一种补救的作用。这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但这并不足够。 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国学热，我觉得需要从更深广的历史背景、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层面去加以描述把握。那就是中国社会在经历近代的坎坷摧折，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遭受冲击，因为救亡的压力，对自己文化丧失信心、对自己的生命该如何成长陷入迷茫之后，终于开始逐步回过神来，开始了对曾经支配着我们大脑的意识形态的反思。无论革命叙事还是启蒙规划，都是作为救亡手段而引进的。在阶段性工作完成后，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得从自己的传统中找。 斯文是什么？斯文就是对这些问题的中国回答和论述。它跟我们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跟我们的信仰联系在一起，跟古圣先贤的生命联系在一起。孔子说：“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又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一个文王，一个天，也就是一个政治，一个信仰，构成斯文的两大核心支撑。重建斯文，也就是要从历史的深度和价值的高度，去思考政治和文化的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从公共领域讨论斯文，把斯文作为一个主干性文化论述系统，作为中国之为中国的某种定义者，作为某种中国性的规定元素，斯文或者说儒家文化系统，它在当下的中国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它自身的逻辑是否周全？功能是否有效？社会对它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如何？我看这都是问题。正因为这还都成问题，重建斯文的意义也就出来了，它的紧迫性也就出来了。 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在晚清救亡语境中由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意味着某种政治统一性，也意味着某种文化统一性。但严格的讲，这两方面在今天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是一个需要去追求实现的目标，台独港独，疆独藏独是一方面；文化上也是，没有主干，没有共识，各种元素缠斗不已。政治哲学有个“公民宗教”的概念，普芬道夫、卢梭到贝拉、亨廷顿都有论述。我在十几年前把它在中国语境中提出来，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对于一个多元族群的共和国，它需要某种共同善，否则社会和政治都很难稳定。汉武帝跟董仲舒合作“独尊儒术”，这首先并不是什么思想专制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对立关系化解的问题，是政治合法性与传统价值结合的问题，是国家文化同质性建构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方面的成功，我们有了汉族之名，有了对外来佛教的吸收消化。“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三教合一，意味着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新的文化系统。 现在是五大宗教的格局，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固有的三大宗教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斯文重建，这就是一个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当然这里不止是文化的问题，但文化层面的工作必须要有所考量。今年国家的宗教工作会议规格特别高，调子特别严，为什么？就因为这些问题特别突出。因为问题敏感，这里只说一点，斯文重建，与中华民族概念的成立存在内部相关性。中华民族是众多民族因政治上的统一熔铸而成，但这里面文化也是很重要的维度，儒家传统对此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今天它仍然应该这样努力去做。 我自己做儒教研究多年，感觉问题很多很大，但也退无可退。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主要是希望你们这些媒体能够扮演一个真正有情怀有认同的建设者，而不只是报道者。你们既然想到了这么一个好题目，应该是听到了某种内心的声音，那就要把它当作某种召唤，当作某种使命全力以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