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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孔子弟子也重视实际运用。宋明的儒家发展了这个传统，形成明体适用之学。体即本体，明体是推阐儒家仁义礼乐传统的基本原则，达用则是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 关键词 儒学；学以致用；优秀传统 儒学实用化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我过去自1996年以来针对中国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时，往往忽视精神领域对中国特色的教育和灌输的倾向而提出的对策。“儒学之实用化”提出应建构系统性的儒学实用体系，为实际应用而改造儒学，对其至今有指导意义的积极面注意挖掘，而对其消极面则存而不论。现在我想进一步从儒家明体适用的传统论证“实用儒学”的观点。 学者普遍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具有崇实黜虚的优良传统。“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序言》) 从孔子起，儒家学者就重视学以致用的问题，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论语·里仁》载：“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反对知而不行或“言而过其行”的人。孔子要求士做能“躬行”的“君子儒”，政治目的的实现不能靠光说不做，而是需要去实干。所以孔子特别强调“躬行”，强调学以致用。《论语》第一句就是“学时而习之”（《学而》）。他要求自己的学生不但要读书，而且要置身于实践之中，把所学的东西与改革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在实践过程中，多行少说，先行后说，言行一致。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极力反对那种言行不一、夸夸其谈的人，把“巧言令色”、有言无行的人称为“小人儒”。子曰：“君子耻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因此，孔子极力赞赏重视行动的人，管仲为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因而赢得了孔子“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的美誉；因为行仁是难事，所有颜渊以行动来回答，就被孔子称赞为“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 孔子主张只有靠行动才能达到“仁”。《史记》载：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仲尼弟子列传》）又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集解》孔安国曰：“片犹偏也。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狱者，唯子路可也。”对于孔子说的“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集解》栾肇曰：“适用曰材，好勇过我用，故云‘无所取’。” 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还批评“巧言令色，鮮矣仁”（《论语·学而》）。孔子重视将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的思想，现在仍给我们以启示，应当 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所学所闻，《论语·子张》中的“君子学以致其道”就是学以致用。《论语》载，孔子多次表示“主忠信”（《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时时处处待人以忠心，接物以诚信，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不自欺也不欺人，不欺心也不欺天。其学生，被后世尊奉为“宗圣”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曾子尽量去实践孔子的思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有曾子信守然诺为儿子杀猪的故事，重视“信”而言行一致的举动，至今传为美谈。论述言与行的关系，在曾子思想修养中占有显著地位，而且也为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途径。 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都是强调言行一致是君子的基本标准。而曾子关于“行”的思想，基本是依循孔子的方向推进的，他说：“言者，行之指也。”“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执仁立志，先行后言，千里之外，皆为兄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君子虑胜气，思而后动，论而后行，行必言思之，言之必思复之，思复之必思无悔言，亦可谓慎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君子学必由其业，问必在其序。问而不决，乘间观色而复之，虽不悦亦不强争也。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己矣。”他主张学习不弃细小，要能够微言笃行，“君子博学而孱守之，微言而笃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后人。君子终身守此悒悒。”“人信其言，从之以行，人信其行，从之以复；复宜其类，类宜其年，亦可谓外内合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夫行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贱者惠焉。此礼也，行之则行也，立之则义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 孔子的其他弟子也重视实际运用。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思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 战国时的大儒荀子曰：“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它道焉，巳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荀子·儒效》） 学者普遍认为通经致用，是汉儒治经的共同点，今文学家尤然。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有致用的意图。王利器先生说：“汉有通经致用之说，谓治一经必得一经之用也。如平当以禹贡治河（见《汉书》本传），夏侯胜以洪范察变（见《汉书》本传），董仲舒以春秋决狱，（《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王式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见《汉书·儒林传》），皆其例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卷第三《勉学》) 唐代杨绾上奏疏，批评文人“争尚文辞，互相矜炫”，“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竟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旧唐书·杨绾传》）杜佑明确提出了“经邦致用”的思想。李翰为杜佑作的《通典·序》中说：“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唐代顾况《文论》引《周语》之略曰：“孝、敬、忠、信、仁、义、智、勇、教、惠、让，皆文也。” 他认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经纬天地，叶（谐）和神人，名之为文。其实行也，文顾行，行顾文，文行相顾，谓之君子之文，为龙为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九）到后来，儒家学者借助佛教的体用概念，把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发展成为“明体达用之学”，或“明体适用之学”，如胡瑗和李顒，他们都是从体用统一的观点立论的。 宋初胡瑗提倡“明体达用”之学，“体”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明体旨在反对死记硬背儒家著作中的教条，注重研究儒家经典著作的基本思想原理，以作为立身立国的思想基础。“用”是去实践三纲五常这些观念，达用是在明体的基础上，强调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他先后掌管苏州、湖州两地官学，本着明体达用的原则，《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胡瑗是宋初超越汉唐经学传统而开辟新学风的先驱之一。他的明体是推阐儒家传统的基本原则，达用则是适应时代的实际需要。胡瑗与孙复同学，二人都致力于振兴儒学，即如全祖望所说，“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但学术思想风格互不相同。胡瑗的学生刘彝举其学大要曰：“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之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二程又说：“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二程遗书》卷六）程颐说“治经，实学也。”（《二程遗书》卷一）他全面地阐述了“明道致用”的文化内涵。程颐说“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论学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