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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需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环境。中国是和平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的中国对和平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现实中的中国是和平共处的和平外交的主要提倡国，对世界和平外交起着关键作用。 中国的和平文化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却“兴盛”起一种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西方的一些人开始谈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出于逻辑推演的结果，而是纯粹由于一些人的鼓噪，才有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不幸的是，“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又使更多的西方人受到了影响，并逐渐培育出一种民意和舆论基础，这又进而促进了“中国威胁论”的兴盛。在这种兴盛中，西方的一些人显然带上了有色眼镜，他们不能历史地看待中国，无法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美国资深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威胁论”奠定了理论基础，该理论称：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主要的冲突将不再是武装力量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联合将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对手。有些即使不持“中国威胁论”的西方人，也心存疑虑，对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将扮演“和平者”的角色，还是“威胁者”的角色，摇摆不定。事实上，这种忧虑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未威胁过别的国家，更没有侵略过别的国家，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先哲们都提倡和平文化，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一大批哲人都有很多和平文化的论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一直都是提倡和平文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一直奉行和平外交。近年来，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在发起中华和合文化弘扬工程，此工程得到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副主席程思远和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的高度赞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和平文化，宣传中国和平论，宣传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及维护者的角色，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儒家思想中有丰富的和平文化资源，早在《礼记·乐记》中就使用了“和平”这个词，后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祀》篇也使用了这个词，虽然在这两个地方的“和平”还不等于今天的和平概念，但无疑已经隐含着和平的意蕴。主张和平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孜孜追求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秩序的和平论①，和谐论是儒家秩序的和平论的核心。《诗经·商颂·那》“既和且平，依我磬声”说的是音调的和谐，但也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和谐。和谐论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从此出发，可以建立起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 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 治国安邦的国家秩序, 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 传统上，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一般都不认为儒家哲学中有宇宙学的内容，但却一直承认儒家哲学涉及到许多天人关系的问题，正是“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儒家宇宙秩序的核心。 宇宙之中，天地是本来就和谐一体的。自然界是一个有秩序地运转着的整体，——儒家经典之一《乐记·乐论》中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别。” 《乐记·乐礼》又说：“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物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虽然是以音乐为例来谈和谐，但是仍然涉及到自然界的和谐。《中庸》则直接描述了自然界和谐的美景：“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自然界的和谐成为天人和谐的基础。 天人和谐在儒家的思想系统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和谐思想，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相类和统一的关系。这是儒家学者一以贯之的思想。 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易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人合一成为儒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出“仁者无不爱”（《孟子·尽心上》），《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能够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此，荀子提倡对于草木鱼畜都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包括人类在内）才能“皆得其命” (《荀子·王制》)，才能正常生长和发展。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查名号》），他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人如果得罪了自然，自然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无与也。”乾坤可以看作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天、地、人三者浑然一体，处于宇宙之中，因为三者都是“气”凝聚而成的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因此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万物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但天下万物又不是绝对平等的，有严格的等级界限，是先天存在的。张载在《正蒙·动物》又中说：“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物之既形而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这套天人合一的秩序是不能破坏的，破坏了，这个世界就要失序，人类就要受自然报复。为了不受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2），朱熹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表述：“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朱子文集》卷67《仁说》）王阳明要求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天人和谐做到了，宇宙和谐才有可能。 儒学重视与人与天的相通，以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的境界。这样的思想，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坏了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 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这种人与自然要和谐一致的思想，所以世界上的很多有识之士才号召到孔子中去寻找人类与自然彼此能和平共处的智慧。人称现代大儒的日本人冈田武彦，也把儒学思想同克服现代人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忧虑结合起来。他认为科学文明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本来应该贡献与人类共存繁荣的科学文明反而产生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弊害。在此前提之下，在拯救人类的对立斗争中，万物一体论基于人我共存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①，因为儒家期望与物一体从而实现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与物为体就是使物各得其所，实现万物生存的理想的态度②。这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③。 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把天看作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是天的缩影，人副天数，而且人性也来自天性。人作为小宇宙，不仅要保持与大宇宙（天）的和谐一致，而且人与人之间、人的内在自我和外在表现之间，也应该是和谐一致的，有一些规范性的关系制约，而这些关系也就是儒家的实用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天人合一体现出一种宇宙秩序，难怪马克斯·韦伯把儒教理性看作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而由于对宇宙和谐的提倡，也就导致了“儒家的唯一终极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宇宙和谐在人世间的影子”。 ④ 三、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 社会的和谐是社会正常秩序得以维持的关键。在儒家看来，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礼”作为儒家社会秩序的核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礼的运用，应该以“和”为中心，有若所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和谐的社会秩序论的集中表述，《中庸》甚至把“和”看作“天下之达道”。儒家的纲常礼仪，不是一种单线式的统治阶梯关系，而是一种对以仁为根本基点的正当的互动关系的追求。它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从个人、家庭推衍到国家⑤，依次建立起一套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 为了实现礼的社会秩序，要把仁爱作为社会秩序和谐论的出发点。孔子向来提倡“仁者爱人”的思想。通过从政的实践，孔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社会观，就是他的“仁学”思想。“仁学”的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仁”这个名词在孔子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没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来使用。孔子大量地使用了“仁”这一概念，把它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据统计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有105次是单独出现的，有4次是和其他字复合出现的。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论语》中有两段话最能说明“仁”的基本精神。一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这两段话之间并无实质性的矛盾。“爱人”是仁的主要内容，“克己复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孔子回答学生樊迟问“仁”，说是“爱人”（《论语·颜渊》），具体就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启发下，他的学生子夏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的著名论断。他的继承人孟子则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爱人不光是爱自己和自家人，还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能做到这一步，就可以收到“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的回报。由此出发，进一步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者爱人要在仁政上体现出来。孟子将其仁政思想建立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论断之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样，由爱亲人而爱百姓，由爱百姓而爱万物，就可以实现仁政。仁政实现了，天下自然安定和平。 到宋代张载，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成“民胞物与”的命题和“万物一源”的思想，他的“民胞物与”（《正蒙·乾称》），要求尊高年之长辈，慈孤弱之幼辈，把那些有病有灾无依无靠之人，均看作“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西铭》）。他把孔子的“仁者爱人”扩大到“仁者爱物”，表现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的儒家风范。他强调说：“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正蒙·诚明》）这里的“兼爱”，也就是“仁爱”，就是视人如己，“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正蒙·中正》）。近代的孙中山先生继承这一思想，把仁爱看作是中国的好道德，认为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仁爱学说成为中国传统美德的核心，成为中国人民处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仁爱常被儒家学者尊为“全德”，可以延伸到忠恕、孝悌、克己以及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美德，也可以延伸到仁政、德治。 仁者“爱人”包括的面相当广泛。它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尊重，要贯彻“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论语·里仁》）。“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也要让别人事事行得通。“恕”要求的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人都贯彻了“忠恕之道”，就能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服事君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孔子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新兴封建地主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用这套“忠恕之道”来调和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立场是偏向于保守的。 仁者“爱人”还要求统治阶级能做到“举贤才”（《论语·子路》）。孔子主观上可能是想通过举贤才来更好地推行“周道”，但按个人的是否贤能做为取仕的标准，实际上却是对周代按照血缘亲属关系为标准来授官封爵的“周道”的否定，这就为普通士人中间的贤人参与政治开了方便之门。孔子主张要不计较小错误，把优秀人才提拔起来，要让优秀人才在邪恶人之上，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论语·颜渊》）。孔子强调统治阶级只要选贤于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就能使“不仁”的人难以立足，就可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 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的核心是贯彻儒家的纲纪学说。陈寅恪先生在《悼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中说：“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季羡林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这里实际上讲的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也可以解释成国家与人民、父母与子女、夫妻、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就是使这九对关系都能相互照应，相互尊重，形成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在儒家思想那里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关系，就可以保证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群己和谐。社会和谐安定是和平的基础，而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中国俗语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解释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①又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②所以，曾国藩坚持“和气致祥”的观点，认为“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③ 四、治国安邦的国家秩序 治国安邦的国家秩序要通过修齐治平论、中庸论、大同论来实现，由此构成了儒家国家秩序的和平论。 修齐治平论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主张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关键，《大学》对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修身使人人都能树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贡献，从而也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政治家如果能化除私欲，达到身心的和谐，获得精神与物质的平衡，就会逐渐去平衡社会与众生。修身是通过克己而实现最高的精神境界和觉悟，而不是伪装和压制自己的人性。事实证明，人的欲望可以通过心灵的净化而去除。修身克己，然后才能够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家提倡的诚意修身、维护人伦道德、实现和谐相处，作为人们提高理性，维护社会秩序及世界和平的指导思想，日益显其重要。 中庸论是实现和谐论的方法论。中国文化骨子里存在着中庸与平和的思想，儒家提倡“中庸”。和谐是儒家要达到的目标，而要达到和谐的目标，需要采用中庸的方法。中庸也可叫中行、中道、中和，都有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其核心含义是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世的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的原则，把握分寸，恰倒好处，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完善、社会和谐。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把这种方法看作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认为天地万物只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互依存，“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上古之世，尧治理社会“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盘庚“各设中于乃心”（《尚书·盘庚》），周公倡行“中德”（《尚书·酒诰》），用刑力求“中正”（《尚书·吕刑》，都是中庸方法的具体运用。有了中庸的方法，就可以实现和谐的目的，所以《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儒家大力倡导以理节情，以道制欲，力图让人们保持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庸和平的心态，主张“和谐宁静”不引起心灵震荡的“中和心态”。 大同论是儒家社会思想的理想境界。儒家社会大同思想始萌于《尚书》和《诗经》。《尚书·洪范》提出了“王道”，就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诗经》中的《伐檀》、《硕鼠》反映出反对剥削、反对罪恶战争、向往乐土的思想。孔子的“均无贫”主张，也是一种大同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孟子把仁政思想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通过行仁政，“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儒家集中论述大同思想的是《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该篇还说：“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这种大同社会的特点是： 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财产公有即财物不必藏于己，各尽所能，为社会做贡献即出力不必为己，进行社会分工使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实行民主讲究信用选贤举能，消除私有观念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消除战争实现和平，社会安定没有各种刑事犯罪。这种大同社会蓝图是一片和平景象。 汉代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和公羊派所提倡的公羊三世说，也都是大同思想。实际上，不仅是儒家，其他思想家也有很多人提倡大同思想。研究者把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划分成六种类型：一、依托远古，向往原始社会，勾画出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如儒家的大同论，道家的“小国寡民”、“至德之世”都属这种类型。二、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如佛教的“净土”、“极乐世界”，道教的“仙境”。三、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如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陶渊明的“桃花源”、康与之的“西山隐处”（《昨梦录》）、李汝珍的“君子国”（《镜花缘》）等。四、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如孟子、东汉何休、北宋张载的井田制，战国农家许行的“君臣并耕”，魏晋鲍敬言的“无君无臣”论。五、属于空想思想家的社会实验，如东汉张鲁举办的“义舍”，明代何心隐创立的“聚合堂”以及禅宗的“禅门规式”等。六、农民起义提出的行动纲领和斗争口号，如唐代黄巢、王仙芝的“均平”、“天补”，宋代方腊、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①这些都是大同思想的不同表现。 四、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 儒学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对中华民族在思想方式、行为规范、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长期起着支配作用。“天人合一”和“中庸”、“ 和谐”的思想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价值原则，这一原则贯彻到国家治理和国家关系方面，是提倡王道政治，反对霸道政治，试图建立起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 儒家的王道要贯通天、地与人，使其达到和谐的关系：“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王道政治治理国家贯彻“和”的原则：“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与！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把和作为德之最大者，表明和谐是儒家追求的最高道德目标。 王道政治把和谐看作最高道德目标，把道德作为最大的实力，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强调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世界秩序的和谐，就是最高的道德，不主张把武力作为获取实力的根本办法。要实现和谐，孔子提出了仁礼结构，这种结构贯穿着由仁爱之心到礼制的思想。仁与礼是孔子伦理思想的两个根本原则，仁是处理人与人关系和做人的道德规范，礼是社会秩序。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做到仁，才会自觉遵守礼；遵守礼，才能成为仁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泰伯》），是很高的境界。 在儒家看来，爱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亲睦众生，和合万邦，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孔子向来主张泛爱众。《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泛爱众”便为爱所有的人，就是把爱推广到无远弗届，“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 （《王文成公全书·书朱守乾卷》）。爱人必须有宽广的胸怀。儒者的宽广胸怀来自于儒家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思想。从爱自家人到爱其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万国一人，此思想由孔子弟子子夏发展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仁”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要具体落实到爱人上。由仁爱之心推广到仁政，就可以得天下。儒家向来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把儒家的这些思想应用到当代的社会实际，当政者时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把仁爱之心推及到普通百姓，杜绝向百姓索、拿、卡、要，时刻想到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不仅能得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能有愉快的心情，社会怎么会不和谐？社会和谐了，国家还会治理不好吗？ 有了仁爱之心，然后再推行礼仪，制定出法律制度，让人民去遵守，就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宁。所以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礼”，“约之以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在父母活着时，“事之以礼”，父母死的时候，“葬之以礼”（《论语·为政》）。恭、慎、勇、直都要受制于礼。因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在儒家看来，礼的制定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所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最高标准是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为贵”，就是强调社会各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不失为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得到实施和普遍推广，是不难实现理想社会，建立天下一家的社会秩序的。 在理想的天下一家的社会秩序中，不应该存在包括战争在内的暴力现象。所以儒家主张“慎战”，孔子“所慎：斋、战、疾”（《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非常欣赏“善人为邦百年，亦可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的说法。源于“仁者爱人”的道德原则，他认为战争暴力不应该进入“仁”的理想和谐社会，“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据《孟子》记载，孔子认为在一个充满“仁”的和谐社会里，不存在战争暴力相对抗现象，“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行仁是不容易的，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论语·子路》）而行了“仁政”的国家就可以使“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国家治理得好，人民高兴，不用移民到国外，而远处的人都要被吸引来。《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柔远人，是善待远方的宾客。善待不是一般的对待，而是加恩于人。 因此，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是不需要战争的，战争是有罪的，“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在天下一家的社会秩序里，不应该出现霸权，霸权的表现形式是“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所以推行霸权的春秋“五霸”是“罪人”（《孟子·告子下》）。春秋无义战的事实证明，现实社会并不总是和谐的，会发生战争暴力。其原因何在？儒家认为是由于争夺，“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如果争夺民利的暴君出现，他残害民众，不行仁政，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主张以“仁义之师”进行“诛一夫”的战争。“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司马法·仁本》）。应该把战争当作铲除人间邪恶的工具，“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荀子·议兵》）“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者之道也。”（《荀子·王制》）这样就使战争观念发生了变化，战争成为推行“仁义”的工具：“力者，德之役也。”（《 荀子·富国》）救民于苦难之中的战争暴力也符合正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是“以至仁伐至不仁” （《孟子·尽心下》）。 “天吏”可以讨伐“无道”，“为天吏，则可以伐之”（《孟子·公孙丑下》）。儒家“禁暴除害”的战争观念，对当今和未来的世界和平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萬國咸寧”，邻邦友好，天下一家，永世太平，是儒家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从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 三纲六纪的社会秩序, 治国安邦的国家秩序, 到天下一家的世界秩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儒家的秩序的和平论。中国人民酷爱和平得到世界有识之士的认同。英国哲学家罗素作为有先见之明的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过“（中国人）统治别人的欲望明显要比白人弱得多，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尽管中国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是非常平和的”①。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又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②１７世纪初，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在其著作中也称赞中国人“和平而安静”。③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是自古及今，一以贯之的。和此形成鲜明对照，古希腊文化崇尚武力和战争。希腊恺撒大帝奉行“我来，我看，我征服！” 的政策，对别国的主权和文化缺乏尊重。恺撒的行为和古希腊文化崇尚暴力和征服的思想是一致的，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就说过：“战争为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④世界少一份霸气，就多一份和平的希望。但愿世界能够从崇尚武力转变到崇尚和平。假如都能崇尚和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又善待世界各国，世界秩序不就安定了吗？ 目前，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阻挡。全球化要求的人类素质包括：“天下一家”的胸襟与眼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实践，排除宗教狂热，种族优越等野蛮现象，胸怀开阔，兼容并蓄，反对一切不正义，不公平的行为，有“为人类服务”的人道主义理想，关心争取世界的和平，和谐。这些思想正好是儒家长期提倡的。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一家的文化普世主义，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快融入世界体系之中，说明儒者的胸怀是适应世界化潮流的。中国不会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世界不能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世界是不能称之为世界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说儒家的思想学说是一种秩序的和平学说。正如汤恩佳先生所指出的，在世界的大大小小14600多次的宗教战争中，孔教从未发动过战争，其名言是“和为贵”。他认为孔教的理想只是要使“天下为公”的“大道”思想行诸世界，把人世间实实在在地建成“大同”世界这个人间天堂。“大同”世界是和平、公义的世界。根据孔子“天下为公”的思想，世界不是任何人的私产。应该以“公义”作为衡量得失、分辨是非的准则。因此在大同世界里，可以“选贤与能”，以“品德”、“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也可以“讲信修睦”，以“诚实”、“和睦”作为人与人之间、甚至是国与国之间应有的相处态度，用“一以贯之”的“道”，去处理人间万事，从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国家，层层深入，相辅相成。个人能够“正心”、“修身”，人与人之间自然不能发生什么阴谋诡诈与“盗窃乱贼”之事。引申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也同样没有阴谋诡诈与“盗窃乱贼”之事？作为这种和平学说的补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提倡“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反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的“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的不义战争。①《周易·乾》彖词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国从来主张天下一家，同邻邦友好相处。《尚书·尧典》 描述出“百姓昭明万邦协和”的美景，万邦协和，四海太平，是享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华民族一贯追求的目标。当然儒家并不是无原则地反对一切战争，更不是惧怕战争，对于正义战争，儒家是不反对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还不得不参加一些抵抗侵略的战争。如果迫不得已需要参加战争，儒家提倡作战要勇敢，把勇敢作为“三达德”之一，和知、仁同列。落后就要挨打是历史的规律，为了不挨打，就必须努力发展我们的国力，建设先进文化。这正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深意所在。但是中国的和平文化不是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不义战争。当侵略者侵占我们的国土时，中国人民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会奋起反抗，英勇杀敌。这和中国的和平文化是不矛盾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2003年最近的一期美国《环球》杂志刊载了有关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哈斯对中国的一个新看法：中国经济迅速成长，成就惊人；中国的军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军费正在翻番；中国的政治稳定。但是，中国不是威胁。中国最为突出的需要，是一个发展经济的稳定时期，中国绝不会主动制造麻烦和危险。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都没有理由成为危险，成为代价高昂的大国竞争甚或冲突的由头。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中国是可以预见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两国致力于建立一种共同目标基础上的、适应新时代的、真正的“冷战后”新型关系。这种思想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符合美国的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应该取代中国威胁论。 ① [新加坡]杨瑞文：《〈弘扬儒学（东方太平正义）缔造21世纪世界和平〉宣言》，载韩国程朱学会编：《国际性理学研究》创刊号，2000年版，第684页。 ①冈田武彦：《儒教的万物一体论》，《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40-41页。 ②冈田武彦：《孔学的运用》，《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 ③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转引自傅云龙《海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综述》，《孔子研究1992年第1期。 ④汪德迈著，陈彦译：《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后记”。 ⑤田辰山2002年2月25日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的“孔子思想与世界和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①《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册，第7127页。 ②《曾国藩全集·家书卷一》，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册，第7133页。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卷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2册，第7357页。 ①陈正焱、林其锬：《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98年，第9-10页。 ①转引自汤恩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演员报》2000年7月14日，第2版。 ②李瑞环在英中贸易协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30日第1版 。 ③李瑞环在英中贸易协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 2002年05月30日第1版 。 ④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2页。 ①汤恩佳：《孔子思想与世界和平》，香港《大公报》2002年4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