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料图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如知行合一、致良知等。 《易传·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主张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这对中华本土文化以及域外文化都是适用的。 我们从中国思想文化史可以看到，从战国末到秦汉及魏晋时期，其间有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 中国思想文化的再次会通，起于唐代“三教并立”（这里的“教”指的是教化），至两宋，由南宋思想家们完成。唐代，中国佛学形成，它吸取了儒学和道家学说的某些方面，有些僧人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儒学信条来解释“佛性”，并出现了专门讲孝道的佛经。有些僧人以忠孝思想为内涵、以家族组织为形式编写禅律《百丈清规》，力图使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这样会通的结果，一方面提升了儒学的哲学内涵，另一方面促使从印度传来的佛教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思想文化上的“会通”，用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的话说，就是为儒学寻找“活水源头”，否则就会枯竭凋零。他在诗里这样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和其他理学家将“三教”（儒道佛）会通在以儒学为主的思想体系中，称为“新儒学”。与朱熹理学有别，南宋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思想，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本心”，即可“穷理尽性”。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心学传统，论述“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反映了人们重视理性的独立思考要求。 “会通”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有主、次的内容融合。这种融会贯通是否恰当，能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是要经过“经世致用”的检测的。在中国思想文化中，融会贯通与经世致用二者密切结合，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而不衰。 “会通”包括本土和域外思想文化的交融，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注意中外文明交流。早在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为“西域”。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十三年的艰辛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西域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传播到中亚，又由此传到欧洲。张骞开拓的这一中西通道，后来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的作用，被人们誉为“丝绸之路”。 从中国历史看，中外文明交流是阻挡不住的。时至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流并未停止。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丝路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远播中华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 还要看到，中国思想文化上的会通，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紧密相连。几千年来，中华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流、团聚和统一的过程，是各民族融合的过程。各民族经过不断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在文化上互相学习，在血统上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 我还想提到，中华文化所用的一些名词术语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比如，不论是儒学还是道家，他们在表述自己思想观点的时候，经常用“自”字。儒学倡导人的自尊、自信、自律、自省等，表现出对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坚信不移。而道家则宣传自正、自化、自定、自胜、自见等，认为事物本来就是如此，人们的认识应当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儒学与道家思想关于“自”的论述和阐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文化对文化自信的坚定信念，这在今天和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