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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至2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暨“中华智慧的当代启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汇聚一堂，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华智慧的当代启示等相关话题展开学术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单纯 在4月1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单纯教授在发言中将“于欢辱母案”与人性尊严问题联系起来作了分析。 单纯教授从法律和道德方面分别作了阐述。他说到：西方有一种思维方式什么东西都要科学界定，包括权利也是这样的。没有科学界定的权利就没有办法维权，没有办法维权，法院就没办法判，你就没有办法主张，所以于欢这个问题就出现了。他明显的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个《刑法》是有规定的，杀人者偿命，他是在什么情况下杀人呢？他是在他的尊严受到极大的侮辱的情况下杀人的，可是尊严并没有在《刑法》里面有条款，所以就不能引用防卫过当。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来说不定义尊严权就不说明尊严权就没有，他恰好不定义这个尊严权，就是让你尊严权的主动权放在各种适应的场地里面你自己去判断。所以你对中国老百姓来讲士可杀不可辱、杀身成仁、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那好像都是说人的志向。 单纯教授的发言中涉及到的不仅是理论的问题，还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生命权和尊严权哪个优先？其实这涉及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现在人权里面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权有两样是最重要的权利，一个是生命权，还有一个就是尊严权，如果生命权和尊严权发生冲突的时候你选择哪一个权利有优先性？中国老百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还是认为尊严权还是高于生命权的，也就是说自然权利、道德权利还是高于司法的法律权利。 现在我们讲于欢这个事情社会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弹？它的可执行性存不存在？我的结论很简单，尊严就是所有司法权的基础，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可追溯的权利，当实体性的权利出现无解无答案的时候，我们就遵循尊严学。 所以一方面说依法治国，这个是不是超过了依法治国的界限，西方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什么呢？法是自然法，是上帝立的那个法，那个法本身就包含道德的要素，美国的立国之父叫做杰克逊，就是写《独立宣言》的那个人，他专门有一篇论文叫做《论德治》，他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真正的法治就是德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