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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今不少人都在预言说，二十一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乃至是“东亚”的世纪，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汉字圈文化，将成为下一世纪的文化主流等等。对于这些预言的准确性（或者说科学性）究竟如何，我不想妄加评议，因为这是需要由下一世纪的事实去证实的。但我深信，这些预言的出现则绝非偶然，更不是少数东方知识分子的自大狂或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结，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依据的。 简而言之，一是随着本世纪下半世纪以来东方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变化，在文化上也开始有所自觉，恢复了对自己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自尊和自信；一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为严重的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因而迫使人们对于当今世界的文化建构，特别是其中作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加以必要的检讨，并由此而意识到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互补性，以及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建构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 所以我认为，在思考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问题时，有必要首先对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中所走过的道路进行一番深刻的反思，然后才能对下一世纪中国文化应走的道路有一较为清晰和自觉的认识。 毋庸讳言，与亚洲东方所有国家一样，从总体上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道路。中国的末代王朝——清王朝，在经过康熙、乾隆、嘉庆三朝盛世后，自道光朝起开始走下坡路，朝政日趋腐败，国力日益衰弱。当时一些有眼光的思想家，也已深刻地觉察到了清王朝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如著名思想家龚自珍于鸦片战争前夕在揭露当时清王朝的腐败和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后，就深刻地指出说： “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1〕 这样的政府是无法防止内乱和抵御外侮的。1841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同时也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上“重道轻器”的偏颇和弱点。所以，当时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2〕的主张，强调学习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以后，清王朝内部洋务派所搞的洋务运动，主要也就是引进西方有关制造枪炮、机械等方面的器物文化。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人伦道德、社会习俗等方面不仅不可改变，而且其传统远优于西方，因此也不必改变。于是，他们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把中国传统的“治统”和“道统”归之于“体”，把西方科技、器物文化归之于“用”，并提出了“中体西用”〔3〕的根本方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把洋务派三十年来从事洋务运动的心血毁于一旦，因而也就使人们对洋务派所遵循的“中体西用”的方针提出了疑问。如，严复于当时即撰文批驳“中体西用”论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谬误，以及中西学各自“体”“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和不可随意嫁接的道理，从而强调指出，若要以西学为用，则必需同时接受西学之体，否则就是一种“牛体马用”的谬想。他说：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4〕 这时，人们心目中的西学之体，主要是有关于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东西，亦即上文所说的“治统”方面的文化，如民主、自由，立宪、共和等。因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关注的是对封建政体的局部改良抑或根本的改变。近代中国人的学习西方文化，由此而深入了一个层次。 然而，历史的演进并未就此而止。戊戌变法的惨败和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窃取的现实，迫使人们进一步来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次的“道统”问题。所以，由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检讨，其中主要集中在经过宋明理学系统化了的封建宗法、专制制度与封建伦理纲常观念、道德规范等方面。同时，则开展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学习，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学术风气以及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等等。此时，经由欧洲与日本，学术界也已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一面高举“德先生”（Democratic，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 ，科学）两面大旗，一面则大声疾呼“打倒孔家店”和彻底粉碎“吃人的旧礼教”，把批判传统文化和接纳西方文化的社会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确定了本世纪中国文化结构以接纳西方文化为主的基本格局。这不仅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变，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各种观念上的变更，尤其是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变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种种问题，以及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二十年代初在中国思想界的一部分人中曾一度出现过对西方文明“完美”幻想的破灭和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反思。其中，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回来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和1921年出版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最具代表的两部著作。然而，在当时急盼中国富强与现代化国人的目光中，西方列强是现代化富强国家的样板，因而很自然地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也就把西方化和现代化看成了一回事，要现代化就一定要西方化，只有引进西方文化才能使中国现代化。于是，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又展开了一场有关西方化和现代化，以及西方文化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的大讨论。 此时，有一部分学者明确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如，1933年底当时中山大学教授陈序经在一篇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中把那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分析为三派，即所谓“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而他自己则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他认为： “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反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衷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5〕 而中国文化必需“全盘西化”的理由，他强调两点：一是“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二是“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在世界的趋势”。从当时历史情况来讲，第二点理由是很有道理的，而第一点则不尽然了。特别是他伸言之说： “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科学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头，我们也不及西洋人讲究。” “在西洋文化里面，也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的文化里未必能找出西洋的好处。”〔6〕 这些申述，显然是极其片面的。然而，“全盘西化”口号提出后，一时附和者却甚多。以至连胡适对陈序经说他只是“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而“不能列为全盘西化派”的分析，还特地加以声明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7〕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对“全盘西化”论提出了批评和不同的看法，乃至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口号。 1935年初，王新命、何炳松、萨孟武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甚至认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这样激烈的言辞，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其目的则是为了提醒世人不能一味模仿外国，而“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为此，他们提出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要求和办法。要而言之，其基本主张是：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8〕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主张，遭到了“全盘西化”论者的批评，指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9〕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与赞同，其中一些学者特别强调了在与外来文化接触和吸收中树立“中国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如有的学者说：“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因此，在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之前，“还须先建设‘中国本位意识’以为前提。若是不然，则我们一切的努力，是要归于白费的。”〔10〕有的学者则说：“一个民族失了自主性，决不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而已。”因此，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11〕此外，在这次讨论中，一些学者还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现代化”不等于“欧化”或“西化”。如说：“‘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所以我们虽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12〕“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13〕由此，他们认为，就中国的现代化来讲，既要“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同时也需“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应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14〕以上这些观点和想法，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尽管在各次论战中公开宣称要“全盘西化”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如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把现代化认同于西方化的则至今仍不乏其人。因而在本世纪以来的社会具体改革实践上和大部分人们的潜在意识上，“全盘西化”事实上占了主导的地位。正由于此，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处置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