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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定义能否破解国学教育的困局

http://www.newdu.com 2017-12-14 凤凰国学 刘梦溪 参加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 刘梦溪 
    如果我们认同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即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的内容,那么国学在今天的具体发用,特别是其施教内涵的展开,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首先,它是一种学问根柢,是为学的大本,人文学者、文史学者,都需要有此根柢。所谓为学要知本末,“六经”就是学问的“本”,其余都是末。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六经”就是源,其余都是流。所谓知终始,六经就是始。马一浮说的“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也可以知道,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并不是要把国学儒学化,而是把国学复原为最高的经典之学。因为,诸家之学都可以从“六经”中找到渊源。实际上,谈中国人文,谈中国的文史之学,谈中国的学问,如果不懂得“六经”,不懂得“四书”,应该难以置喙。晚清大儒沈曾植就曾说过,後生没有念过“四书”,不具备他与之交谈的理由和条件。
    其次,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我们华夏民族,如无“六艺”为精神依据,便人不知何以为人,国亦不知何以为国矣。葛洪说过:“五经为道德之渊海”,既是“治世存正之所由”,又是“立身举动之准绳”,“其用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 。斯又如一位古学先生所言:“吾常昧爽栉梳,坐于客堂,朝则诵义文之《易》 ,虞夏之《书》,历周公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洋洋乎其盈目也,焕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然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 是为读经之乐,虽是古人的感受,亦不妨略资想象。
     
    图片来源:深圳商报 王建明 
    第三,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则国学可以入于国民教育。2008年,我继《论国学》之后,又写了《国学辨义》长篇论文,对国学入于国民教育的问题进而有所探讨。我主张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都开设国学课。内容就是六经,而以《论语》和《孟子》作为入径。本来开始我提出的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曾担任中文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我的《论国学》一书,写信说,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一主张等于在现在通行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金先生说,何必只在小学呢?他说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正确,所以在《国学辨义》长文中采纳金耀基先生的高见,论述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的具体设想。当然六经的文字比较难读,但《论语》和《孟子》可以成为六经的入门阶梯。因为孔孟所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这一点宋代的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讲得最清楚。二程子甚至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他们还做了一件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大事情,即把《论语》、《孟子》和《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编订在一起,名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明清以后《四书》广泛流行于社会,成为普通中国人进学的教科书。
    “六经”虽难,《四书》却读来方便。当然《大学》、《中庸》读懂也不容易,比较起来《语》、《孟》更好读一些。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不妨从《语》、《孟》入手,轻松一点,每周一节课,五十分钟,也不必看注释,主要是白文选读。小学就是《论语》和《孟子》,一二三年级也可以只读《论语》,四五年级再读《孟子》。开始选读,有了基础,再阅读全本。中学就可以读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全本《四书》了。高中再加上“六经”经文的选读。过去的教育,中国传统的教育,私塾的教育,书院的教育,基本的教材,都是《四书》、《五经》这些东西。这样在百年之后,几百年之后,这些中华文化的最基本的经典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不会影响青少年对现代科技的吸收,不影响你将来选择的专业方向。我认为这是现代教育亟待需要解决的非常重大的问题,
    
    资料图(来源网络) 
    第四,如果认可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的问题,就有着落了。自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分界线),其中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人们习而不察,这就是教育和传道的问题。晚清开始我们采取的西方的教育体制,主要是知识教育。当然这是不得不然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往现代的方向走,不可能不采取现代教育体制,重视知识教育,否则我们的科学技术便不会发展。但现代以知识教育为重心的教育体制,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道”。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所以韩愈的《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就是讲授专门知识,解惑是回答弟子的问题,但“传道”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国历来的教育传统。那么道者为何?传什么道?既不是老庄之道,也不是佛教之道,更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道,而是中华文化最高经典里面的道。这个道在哪里?在《论语》,在《孟子》,但主要是在六经。六经的基本义理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天下大道。可惜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这个道不传了,这是一个无可估量的损失。也许有人会讲,现代教育体制来自西方,不也是知识教育吗?人家不是也不传道吗?这个说法不对。西方也传道,只不过它有单独的系统,它的传道是通过教会。
    第五,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大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其中应当有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一项。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但彻底放弃文言、废弃文言,则不是明智之举。就像现代知识教育丢弃了传道一样,文言写作的基本废弃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损失。文言有什么好处呢?文言的重要好处是它可以保持文本书写的庄严。文言表达婉曲典雅,可以不失身份的曲尽其情。其实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文件,包括庆典的告白,以及外交文献,适当使用一点文言,会显得更加典雅庄重。诚如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时期对国家文制所期许的:“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 我所说的文本的庄严,就是这个意思,马先生已经专门示明了。
    所以,如果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国学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反之,如果定义国学为国故学,由于繁多而不知从何说起。即使定义为我国固有学术,那也不是很多人都需要涉猎的领域。那是研究中国学术史的人所研治的范围,不可能也不需要大家都“热”在其中。惟有六艺之学,关于六经义理价值的学问,那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学问,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博士”的称谓,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其他博士需要三年,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该需要五年或者六年的时间。此外,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第一,经学部;第二,小学部;第三,国学教育部。
    按此思路,如此设置,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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