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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北宋以来，主张“传王书”《佛遗教经》书写者并非王羲之的观点占主导地位，本文从三个方面肯定王羲之与《佛遗教经》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尚无法得出必然的结论，但足以对前代的否定性结论构成新的质疑。 《佛遗教经》也称《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佛教经名，为释迦牟尼临终时对弟子的教诫。北宋以后文献中有关于小楷《佛遗教经》的记载，此帖因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款而著名，一般称为“传王羲之书”。如许多“传王书”的碑帖一样，对于小楷《佛遗教经》的书写者也存在争议。 《佛遗教经》译于何时 北宋以来，主张“传王书”《佛遗教经》书写者并非王羲之的观点占主导地位，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大都持此观点。归纳诸家意见，认为此作非王羲之所书的主要理由是：《佛遗教经》是东晋后秦时才由鸠摩罗什译为汉文的，王羲之在世时尚无汉译，如黄庭坚《书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世因谓之王右军书，盖不知弘始四年译出些经，右军没已数年矣。” 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据史料记载，鸠摩罗什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在后秦弘始三年（401），秦王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佛教史上一大译经家。 王羲之生于303年，卒于361年，一说王羲之生于321年，卒于379年，也就是说，鸠摩罗什是在王羲之去世后多年才开始翻译包括《佛遗教经》在内的佛教经典，因此，北宋以来诸大家均认为王羲之不可能书写《佛遗教经》，殆成定论。 但《佛遗教经》的最初翻译者可能并非鸠摩罗什。事实上，在鸠摩罗什致力于佛经翻译之前，从东汉时中国已开始佛经翻译，并有许多佛经的旧译本流行。鸠摩罗什的翻译工作，往往是在旧译基础上加以重新校译、修订或重译而成。僧祐因此专门写有《前后经异记》，对照了许多经典旧译与罗什法师新译的异同，在《大品经序》中僧祐还记载了秦王姚兴亲自对新译与旧译之异同进行比较：“秦王躬览旧经，验其（指罗什新译）得失。”而从当代几部权威工具书来看，《宗教词典》、《辞海》、《佛学大辞典》的相关条目中均未有《佛遗教经》为鸠摩罗什初译的记载。 如其他佛教经典一样，《佛遗教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译本，今日可见的各种版本《佛遗教经》存在大量的文字上的差异，即以距王羲之年代较近的唐五代残碑《佛遗教经》为例，这块残碑目前仅存1300余字（约占全本的一半略多），与“传王书”《佛遗教经》的文字差异就有23处。尽管我们已无法确知《佛遗教经》在鸠摩罗什之前的具体翻译情况，但至少可以对宋代以来诸大家否认《佛遗教经》为王书的关键性论据提出质疑。 如果鸠摩罗什不是此经的最初翻译者，只是重译者或校订者，那么《佛遗教经》在王羲之在世时就可能有译本流传，因而王羲之书写《佛遗教经》也就存在可能。 唐代以前何以不见“传王书”墨迹或拓本记载 目前资料中，关于“传王羲之书”《佛遗教经》的最早记载来自宋人。这也是人们质疑“传王书”《佛遗教经》并非王羲之所书的另一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王羲之身后，从梁武帝开始大规模征集王书，“得真迹数量众多，恢宏壮观”。南朝梁陶弘景《论书启》记载：“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未提及《佛遗教经》（也未提《乐毅论》），可见《佛遗教经》在南朝时并未现身或并未引起重视。 唐代又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王书”征集。一次是唐太宗诏令“收辍天下王书”，一次是唐玄宗开元五年的“收集王书”，两次大规模搜求中收集的王书分别载于褚遂良撰《晋右军王羲之书目》和《开元书录》等著录中。但两者均不见对“王书”《佛遗教经》的记录。 按照一般的判断，既然经过多次全国性征集，王羲之书《佛遗教经》都没有浮出水面，应该说明“传王书”《佛遗教经》在唐代以前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作的书写年代应不在唐代以前，更不可能是王羲之的。 但是，这一结论同样值得质疑。 因为皇家发出的收集令尽管具有至上权威，但由于种种原因，仍可能有漏网之鱼。唐末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载佚名《唐朝叙书录》中记载：“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讫。惟有一卷见在，今进。’”由此记载可知，臣下交给皇家的书帖，仍可能有所保留。而未进入宫廷收藏的书帖，自然不会在官方文献中留下记载。 我们还可以进而推测：正是因为一直以来认为王羲之生活于《佛遗教经》译本流传之前，不可能书写此经，才使得这一书帖在历次大规模的搜求中得以留存在宫廷之外。 从艺术风格看“传王书”《佛遗教经》 尽管人们否认“传王书”《佛遗教经》是王羲之书写，但历代鉴藏家均对《佛遗教经》的书法成就有着较高评价，而且鉴赏家大都认为此书风格很接近王书。 欧阳修《集古录》“遗教经”条：“右《遗教经》，相传云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然其字亦可爱，故录之，盖今士大夫笔画能仿佛乎此者鲜矣。”尽管欧阳修认为《遗教经》并非王羲之所书，但他也认为此本在书法上很突出，一般士大夫能够达到这种水准的人很少。 相比欧阳修，苏东坡对《佛遗教经》的肯定程度更高。《苏东坡文集》卷三十二《题跋（书法）》之《题教经》：“仆尝见欧阳文忠公云《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对欧阳修认为此经并非王羲之书有保留意见，又说：“王羲之《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帖皆绝妙，虽摹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 董逌《广川书跋·遗教经》也充分肯定此帖书法成就：“此书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书意，其为名辈所推，良有以也。” 黄庭坚虽然认为《佛遗教经》不是王羲之所书，但对此帖书法也是肯定的，《书遗教经后》中评价为“清劲方重”，《书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中称此经书法“最端谨丽，世因谓之王右军书……”，指出正是此书的书法成就使人们相信其为王羲之所书。 可见，历来鉴赏家对于《佛遗教经》接近甚至代表了王羲之的书风是有着一致看法的。 以上从三个方面肯定王羲之与《佛遗教经》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尚无法得出必然的结论，但足以对前代的否定性结论构成新的质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