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治立 内藤湖南是第一个在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日本学者，早在1914年—1915年就在日本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1914年至1925年内藤湖南曾经三次在京都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即根据授课内容整理而成，并于1949年由弘文堂出版。在内藤湖南庞大的著作群中，《中国史学史》被称做是“名著中的名著”，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具有开启之功。该书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各个时期的重要史学成就等做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史注，也给予了很多的讨论，如第七章“《史记》《汉书》以后史书的发展”中有“史注的发展”分目，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中有“史书的注及其变迁”分目，第九章“宋代史学的进展”的“《资治通鉴》”分目中有“《通鉴》的注释书”小目，在其他部分也多次谈及史注。遗憾的是，他对中国古代史注所做的论断在许多地方与实际不符。 一、关于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 内藤湖南认为，“史注的写作，在两汉六朝时期也兴盛了起来。这在《隋书·经籍志》中几乎完全未予注意”[1]124。《隋书·经籍志》中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三国志》及范晔《后汉》，虽有音注，既近世之作，并读之可知。梁时，明《汉书》有刘显、韦棱，陈时有姚察，隋代有包恺、萧该，并为名家。”可见《隋书·经籍志》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史注，而是对史注家及其注释成就有着特别的关注和论述。史注历来被视做史书的附翼之作，因此将史注附在原作之后，如《史记》之后排列的是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驷注《史记》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记音义》十二卷、梁轻车录事参军邹诞生撰《史记音》三卷等。因此，《隋书·经籍志》不仅注意到了史注，分析了史注的发展状况，而且给予史注著作很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一点，内藤湖南在该书的另一处承认，“在《隋书·经籍志》中，注都是附于本书的，不认为注应该单独归入另一个部类”[1]125。这种办法一直为传统文献目录学著作所采用，历代官私目录皆如此编次，《四库全书总目》也是这样处理的。 二、关于刘知几的《史通·补注》 内藤湖南引用《史通·补注》的资料来说明唐朝以前史注发展的状况： 《史通》的《补注篇》中已经有所注意，到了后世宋人高似孙《史略》中才予以了高度的重视……《史通》中也说，在史注类中当时大体可以分两个种类，其中一类是以非常华丽的辞藻描绘本文，仅仅对事物加以概括，并对末尾之处予以细致记述的方法。作为例子列举出的有今日尚可见到的《三辅决录》、《华阳国志》。但是这些虽说是注，可又是分纲目写作的，而不是那种对古书的注释。真正注的写法，就像徐广《史记音义》那类如同经书音义的著述，作为这类著作举出的例子可见于高似孙《史略》。此外还出现了第三类注的方法，《史通》没有注意此类注。裴松之《三国志》的注就属于这一类，还有刘昭《续汉书》注、刘孝标《世说》注也属于此类，主要目的在于汇集本文未载事例以广异闻，并补本书的缺文。这种注在六朝时期非常兴盛，郦道元《水经注》就是这类注中最大型者。……《史通》中还盛赞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这与上述《华阳国志》多少还有些不同。《华阳国志》以本文华丽为目的的，而《洛阳伽蓝记》却是以本文简洁为目的的。总之，二者大体上还是一致的。[1]124-125 内藤湖南的这段论述，有几点与《史通·补注》的本义有出入。 首先，《史通》将史注分成三类即训解式史注、补阙式史注、史书自注，而不是内藤湖南所说的两类，其分类的内容和方法也不同于内藤湖南所言。刘知几不是没有注意到裴松之《三国志注》、刘昭《续汉书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而是对这些史注有着专门的论述，称裴松之、刘昭、刘孝标的史书注释者为“好事之子”，《史通·补注》明确表示对这类史注的形式和作用的怀疑：“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刘知几认为补阙式史注“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复留情于委巷小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张舜徽指出：“其实此书(指《世说新语》)得孝标为之注，足以羽翼后汉、魏、晋诸史。乃乙部之支流，佚籍之渊薮，知几斥之为劳而无功，失之远矣”[2]63。张舜徽这种批评说明刘知几对裴、刘史注的判断是不公正的，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刘知几注意到了此类注，且予以大肆挞伐。 其次，内藤湖南认为，刘知几称赞杨炫之“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本文与注释分别写出的做法”。而事实上，刘知几对以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史书自注持否定的态度，“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阙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梏，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之类是也”。刘知几不欣赏为史书做自注的办法，他认为自注“琐杂”、“鄙碎”，如同“鸡肋”，“若萧、羊之琐杂，王、宋之鄙碎，言殊拣金，事比鸡肋，异体同病，焉可胜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在刘知几看来，自注“不能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对史书自注持鄙弃的态度，根本谈不上对杨炫之做法的称赞。 三、关于史注与史评的关系 内藤湖南对史注中的史学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一时代，由于刘知几《史通》的问世，出现了历史评论的兴盛，做注也不再是以往那种单纯依据前人之说，而是能够发表各种对所注释书籍本身的意见了”，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史记》有《五帝本纪》而无《三皇本纪》，《秦本纪》所载乃即帝位之前的内容，宜做《秦系家》，《陈涉世家》应以列传为宜等，“他(指司马贞)的评论中虽说有可取也有不可取之处，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做史注多少有了史学批评精神的倾向”[1]144。 在史注中开展史学评论，不是始于唐朝司马贞，而是南朝宋裴松之。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自称，“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他认为“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辞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3]《陈泰传》注。裴松之对撰史中“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至“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认为这种历史撰述者“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也”[3]《袁绍传》注。裴松之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类传的传主应当具有可比性，因此对于陈寿将品德或功业上没有可比性的人合传很不满意，“魏氏如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且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3]《荀彧荀攸贾诩传》注。对于这样的史学批评，逯耀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评论文字“开创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先河”[4]252。裴松之认为陈寿将荀彧和贾诩放在同卷“尤失区别之宜”，明人郭孔延《史通评释》指出“荀彧将贾诩同编，寿之失也”。这一点在刘知几那里也得到了共鸣，刘知几《史通·编次》指斥“荀彧将贾诩同编”为“舛谬”。张振骊在注释此篇时认为，刘知几此论受到裴注的启发，“松之盖以贾诩风骨，未可与彧、攸类附也，知几谓其不应同编，盖本此”[5]130，“知几此论或失之偏，然不能谓其不当”[5]123。杨翼骧认为，“裴松之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虽然在他以前也有班彪、班固父子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但那些批评还是比较简单的，“而裴松之不仅根据事实指出了《三国志》记载不妥、评论不当之处，还对当时有一定声誉的史学家习凿齿、孙盛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对于开展史学批评，活跃史学研究，都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6]172。裴松之早于刘知几数百年，不可能受到《史通》的影响，相反，《史通》中的史学批评受到裴注的影响。对于史书不实的弊端，刘知几深恶痛绝，斥之为曲笔，在《史通·曲笔》中以愤激的言辞责备历史撰述中舞词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和“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的恶劣行径，认为“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并不是在《史通》的影响下史注中出现了评论，而是史注中的史学批评出现在先，影响了刘知几的《史通》。逯耀东指出，裴松之以前也有史学批评，但不具体，裴注对魏晋时代的史学提出了总结性的评论，堪称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先导，“裴注不仅开创中国史注的新体例，同时也成为中国史学批评的创始者。对以后的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史评，及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都发生先导性的作用”[4]252。内藤湖南的说法忽略了史注对史评的先导作用，不符合中国史学发展的事实。 四、关于史书自注的开创 内藤湖南说，颜师古“认为他所在的时代人注史书，为了显示渊博而多引杂谈攻击原著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注并不是为了展示古人错误的体例，要在务求忠实原著”[1]145。颜师古《汉书叙例》的原话是：“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讎，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解，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可见他所批评的是近代(汉魏六朝)而不是他所在的时代，接下来所列举的23家注全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史注家和注本，并无唐朝注家。 内藤湖南对《汉书》自注给予特别的关注，“对古书加注释虽然早在汉代已经盛行，但是史书的注最早见于《汉书》，《汉书》编纂的当时，书中对那些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1]385。这里说的“非编纂者本人而不得而知的情况加了注释”，指的是《汉书》自注，“在《汉书》中就已经有了自注”[1]125。《汉书》中有许多自注文字，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最早为史做自注的是司马迁而不是班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认识到“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史书做自注乃史学之“良法”，班固不是这种“良法”的开创者，而是继承和发展司马迁的做法。《汉书》中采用自注对史书体例发展的影响很大，但从时间上看，毕竟还是晚于《史记》自注，《文史通义·史篇别录例议》指出，“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子注矣”。 内藤湖南对章怀太子《后汉书注》也做了评断，认为：“《后汉书》的注仅有对范晔《后汉书》的本纪和列传的注，而没有对志类的注。今本《后汉书》的志类注取晋人司马彪《续汉书》的志补上的，有梁朝刘昭的注，而章怀太子没有写这一部分的注。”[1]146范晔原计划写志，但未竟而被诛，志类只能付之阙如。章怀太子只是给《后汉书》做注，其注释班子无法为根本不曾出现过的范氏志书做注。 五、关于史注的终结 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史注在两汉六朝兴盛起来，宋人高似孙高度重视史注，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他提出的中国古代史注终于唐朝，则与事实不符，内藤湖南说：“为史书做注的情况基本上仅限于唐代。后来在宋代虽说也有《五代史》注，但已经不再有唐代那种优秀的注了，而且也没有做注的必要了。宋以后的学者，与做注相比更重视古书校正、史事订误。对《汉书》也出现了既非纯粹注释，亦非纯粹评论的注释，大体是侧重于评论了。忠实原著做注的情况，盖终于唐代。”[1]146按照内藤湖南的观点，宋代以后再也没有唐朝时期诸如颜师古那样的史注家和史注名作。而事实上在此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史注名作依然不断涌现，如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内藤湖南本人也承认胡三省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虽说吸取了史氏的《释文》，但那只是一部分的内容。就整体而言这是很优秀的注释”，“一般认为若要读《通鉴》，就不可能不读胡三省的注”[1]164。既然说唐朝时期史注已经终结，不再出现优秀的史注，而此处则认为胡三省注“在历代史书的注中是最著名的”，那么这些论断无疑是相互抵牾的。 不仅宋元时期仍有史注，清代更是中国古代史注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发展高潮，史注著作丛生，名家辈出，金毓黻说：“清代儒者食汉学昌明之赐，取群经一一为之改撰新疏，近代说经之语，萃以入录，蔚为巨观。更有余力覃及子史，疏证、补注、集解之书连犿而出，读其一书可备多书之用，此又注释家进步之一征也。”[7]246拙文《清朝时期的史注体式》对清代史注的巨大成就做过初步的概括，兹不赘述。内藤湖南也不否认这种情况，在讨论清代考订旧史的史学时说：“于是，出现了或对古史书作全面的注释，或对其一部分，或者对某一时期的历史给予补充而使之完整的研究。”[1]275他认为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至今仍是很有价值的”[1]275。在分析清代史注时，内藤湖南对彭元瑞、刘凤诰的《五代史注》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是对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注释，乃非常浩瀚的著作，虽说大体仿效了以往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但在翔实方面却远远超出于其上”，其书“做注的笔法亦颇得要领”，“可谓乾隆以后的史学名著，即便与近年王先谦的《汉书补注》相比，也是远超出于其上的”[1]276。《五代史记注》是否有如此高的成就姑且不论，内藤湖南的赞誉，实则是对其所谓史注“仅限于唐代”说法的自我否定。 史注是架起原作与读者之间的桥梁，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前代的史书需要有新的沟通，也就产生了新的注释要求。史注是为了满足阅读者的需要，只要有读者，只要存在阅读的障碍，就有史注产生的必要性。因此，认为“没有做注的必要”，恐怕难以说得通。 参考文献： [1]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张振珮.史通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6]杨翼骧.学忍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