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张富祥著，中华书局2013年10月第一版，48.00元 世纪之交轰动一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空前的规模引发一波古史年代学研究的风潮，在中国学术史上无疑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工程的“阶段成果”公布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引起一些争议。近十几年来，仍有不少学者不避繁难，继续致力于夏、商、西周三代年代的探索，张富祥教授的《〈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下简称《研究》）是这方面综合撰述的最新成果之一。 断代工程留给社会各界的总的印象，是创新性地引进金文历谱、考古测年及天文推算等多学科手段，并结合零散的古文献年代资料，以重新“拟合”西周共和以前的三代年代。张先生的《研究》对这一路向是有保留的，强调当下本课题研究的可行的路径，“应该还是在现存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目前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以便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更为有效的借鉴”，而不是脱离旧有的记录而另外拟合一套数据。为此他转换思路，着重围绕现在所知最古而已残缺变乱的年代学文本《竹书纪年》展开考证，并以《史记》所见相对可靠的西周鲁国纪年为主要参照系，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其他文献史料和金文史料，力求恢复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三代王年。这是一种回归古文献的工作，基本的立足点还是三代王年的具体定位最终要落实于文献记录。 根据作者的思路，《研究》一书首先用两章的篇幅，详细推考《竹书纪年》的衍传源流，以检视、发掘和论证该书的年代学价值。学者共知，战国中叶成书的古本《竹书纪年》本为极重要的年代学文献，然原本在晋代出土时即已残缺，后又陆续散佚，现存少量佚文不但非常零散，且已多失系年；自明代以来流通的今本《竹书纪年》虽尚完整，而问题极多，以致近世学者普遍以为是伪书而不之信。作者广泛参考中外研究成果，以该书的古本和今本作比较研究，逐代疏通其史料，提出今本《竹书纪年》是由唐初官方学者依据古本残卷整理、改编和增补而来的，尽管已远非古本原貌，而其中仍然保存着大量古本原载的资料，并非皆出于后人的伪撰。这项正本清源的工作，酌古通今，发前人未发之覆，在《竹书纪年》的专题研究领域是有总结性的。 在上项工作的基础上，《研究》由西周上溯，各以专章分考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三代王年，且夏代十七王、商代三十王、西周十二王的年代全部推排到位，最后给出三代王年总表。这项工作极为繁琐，涉及诸多部门的知识和史料，考证之难，异乎寻常。据作者所考，古本《竹书纪年》原载的三代历年转换为公元纪年之后，其历史区间如下：夏，前1968-1535年；商，前1535-1027年；西周，前1027-前771年。如是，三代王朝便总共历时1197年，下至公元2000年，合计为3968年。以此年数上加传说的夏以前“五帝”时代的年数（约500年左右），也就可说中华文明可由文献考见的历史约在4500年左右。这也是过去历史学者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浑言之亦可称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就笔者目前所知，在近世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史年代的论著中，能够将三代王年一一具列下来，有条不紊而无空缺，这还是第一次。以《研究》一书的总表与断代工程的《夏商周年表》相比较，有两项数据是完全相合的：一是商王武丁的年代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一是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这两项数据，《研究》是用文献方法推定的，工程则据甲骨文和《竹书纪年》中的日食记录用天文方法测定，而后者恰可证实《竹书纪年》原载的可靠性。至于工程所拟定的其他王年，则无一与《研究》的总表相合，且工程的年表于夏、商王年尚多缺略。作者强调，古本《竹书纪年》的年代框架在细节上亦未必完全没有误差，然总要较后人的各种推测更接近于历史实际，因此他相信即使将来的年代学研究更趋精密，这个由古文献侥幸流传下来的三代年代框架也不会再有大的变动。 《研究》一书的最后，还根据所考的年代，综合今本《竹书纪年》与古本佚文所保存的史实，择要编录了夏、商、西周大事年表。作者的用意，首先在提醒读者重视和利用《竹书纪年》现存的史料，同时也在显示“三代年代史料虽零落残缺，而收拾遗编断简，用心清理，也未尝不可以组织起粗略的编年，正不必为三代历史无年历叹息，也不必都等待现代考古或科技手段的新突破”。如作者所说，“旧材料能重新利用起来，力求有所发明，也便是一种突破”。这对中华早期国史的重修或补苴也是有意义的。 书中的具体观点，有许多是前人未曾道及或没有论证过的，而虽有论证却无从断制的就更多。举例而言，后世公认的年代定点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并被认为是见于文献记录的最早年份，而作者认为“共和”并非年号，当时周厉王的纪年也并未废止，其年实相当于周厉王二十四年，厉王自即位至去世总共37年，包括“共和”的14年在内。这就纠正了《史记》以厉王的37年与“共和”的14年相衔接的错误，从而使得整个西周的年代都须重新考订。又如史所盛称的商王盘庚迁殷之年，也是考察三代年代的一个重要界点，过去一般估计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这次作者审订为公元前1278年，可以厘清后世相关记载上的一些混乱。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皆剔误抉奇，剖析入微，无征不信，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征实的学风。 中国古史茫昧，在现有的文献条件和研究状况下，能够别辟蹊径，综合清理，完整地复原先秦学者创建的三代年代系统，已属难能可贵。这样的年代系统，也得益于先秦华夏史学的日趋成熟，《竹书纪年》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代表著作之一，在今则几乎成为唯一尚可查考的文本。重新检讨中国古史的年代，确有必要大力疏通《竹书纪年》，否则就缺少一个最不可缺少的支点。 《研究》全书只有25万字，制作非宏而内容丰富，言简意赅，逻辑谨密，有含量，有气势。其成果既可供专业学者参考，也可供社会各界有兴趣的读者检阅。这当然不是说所考都已是定论，再无可议。年代学研究是无止境的，信古、释古与疑古之间总会有不同意见。读者细检此书即不难发现，对于以往大量有关三代年代学的难点，作者的考证也免不了夹杂推测的成分，这就为合理公正的批评提供了空间，况且今后新出的史料也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意见。作者也谈到，现时“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三代年代学的关注和研究，要在短时间内取得共识性的意见或结论还不容易”，本书说到底也不过是新添一家之见。年代学研究涉及很多专门知识，有些是相当艰涩的，外行往往难以介入；而笔者感兴趣的是，学者若受此书的启发，在本领域更多地留意于文献征实之学，或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杜泽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