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信息】 书名：《国学旨归：千古易人》 作者：廖彬宇 出版时间：2014.01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廖彬宇，笔名周易玄。1986年出生于贵州金沙。立志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信奉“知行合一”理念，并创立四为堂，发扬四为文化精神（即张载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为）。自幼自学自立自成，曾有“国学少年”之誉。并任全国大型公益行动——“春晖行动”顾问。 19岁起游学大江南北，兼及讲学；20岁起撰写《国学旨归——天人视野下的终极关怀》系列丛书；22岁受聘于清华、人大等高校客座讲学，并任多家集团董事及顾问；23岁后定居北京； 25岁受聘为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兼职教授；26岁任北京大学教育文化与品牌战略研究所副所长；27岁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社会责任与中华文化研究所执行所长、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主编出版《老子新学大全集》等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向读者介绍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与文明，介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释道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繁枝茂叶——诸子百家思想，等等。人文思想鲜明，人文底蕴浓厚。作者从高屋建瓴的角度，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空间把握传统儒释道及诸子百家思想。作者采用比较学的方法，将诸子百家思想融为一炉，互相佐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均能互通、互证。对当今的文化传承走向和谐起了促进作用。而本书又有大量学术举证，所以也适用于具备一定文史哲基础的高校学子，也适用于专注于传统文化研究的专业学者。同时本书又有大量的人文、历史诸领域的典故，所以也适用于普通读者群。该书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书籍。同时又能起到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作用。 【书摘】 作者自序 《国学旨归——天人视野下的终极关怀》系列丛书分为多辑出版，此是第一辑。分作《老子汇通》、《干支哲学》、《千古易人》三篇。自余十九岁游学时发心撰写始，至廿二岁提笔为文，忽忽已然八年矣。大有“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之慨。此八年中，或因搜集文献，或因迫于世俗，总是辗转奔走，故而行文时耕时辍。总结此间过程，实亦为人生之一大乐事耳。 为文期间，曾蒙社科院胡孚琛先生之勉，先生尝语余：“著述事体，亦治学之道也。非著述而不能用心其间者也。著述之时，正为学之时也。”诚然先生之谓。此八年中余悉心于斯，虽笔下时有间隔，而神思亦全然贯注，久而实已大有所获。 余少时读《二十四史》，见诸多伟岸之士，年少即有所成。顿觉心神荡漾，无限倾慕。以事功言，如汉代霍去病，年方十九，便征战沙场，保疆卫国，立下赫赫战功；再如孙权，自幼随父从军，十五岁而任县丞，十九岁起担负保卫江东之重任，因其智略超群，胆识过人，此后竟奠定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局面。赤壁之战，与刘备联手，大破曹军，使曹操竟有“生子当如孙仲谋”此一千古之叹！唐太宗李世民，十六岁使出疑兵计解救隋炀帝于危难，尔后又心怀天下，坚定李渊灭隋之信心，因功勋卓著，十九岁官拜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封秦王。又以出世言，悉达多太子十九岁薄帝王之业而不为，出家苦修，三十余而证无上正等正觉，皆早开悟，大成器之典范也！又以文才言，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甚者更如王肃、王弼之类，则更是少而有志，学富五车，其学问见解，皆对后世影响，亦颇深远广大者也！ 近世梁启超先生，一篇《少年中国说》，尤其豪气干云，使人精神大振。 而每以史自鉴，则自惭形秽，敢不奋进乎？如是，则亦有孜孜不倦、自强不息之志气耳。 王志纲先生曾问余，谓少而习易、老诸家，会否过于老气横秋而失青年人之朝气。余意不然。易、老诸家，旨在使人开悟启智，升华境界，使人知人知天，自觉自足，洁净精微，穷神知化，岂能磨损朝气邪？反令人心旷神怡，意驰八极，格物致知，能动无穷焉！此正是早开悟，大成器之理也！ 余尝念想，假令今之青少年辈，皆能受先贤宗风之沐，慧命早开，则必有定静之力，仁义之德，自然敦化，一来不负往圣绝学，二来如孔子大学，顶天立地，为全人而无忝所生，则家国幸甚。将来负荷纲常，发挥事业，大有益于天下，岂虚言哉？此诚余自幼之愿耳。 鲁迅先生尝致信于许寿裳，言：“中国文化的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诚然老子之学，在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占据极为重要之一席。然余幼时读群经，并无诸家分野之概念，纯然以为尽皆一家。故常援易解老、援老解易，或将诸子百家，群而汇之，以相共参，发现其间相通之处，不外心法而已。不论何家何派，但入其间，皆可得其神韵，圆融无碍。 故《老子汇通》，只是以老子为切口，借老子之说，敷衍百家之学，而明了心法之要。《干支哲学》，只是以干支之术，使人感悟天命，尔后识得安身立命、归根复命之旨。老子五千言，历来版本众多。诸如通行本、楚简本、帛书本等等。余皆采用王弼本为脚本，兼及各家。意在直指老子心法大义，而略其字词章句之辨。史上解老者夥颐，余亦尽搜之裁成以附其后，权供读者纵横比较之用。 《千古易人》，通篇尽为正史所载之人物，为便于了解，均加以注释并译为白话，故尽皆可识也。 《周易》本为“先王以设神道设教”之筮卜书。后由孔子而光大其“人文化成”之人文内涵。自此“天文而人文”使天人相和合也。至于其为卜筮之书之论，亦可根据《汉书?艺文志》之介绍可得佐证。当秦始皇焚书时，《周易》尚因被定为“卜筮之书”从而逃过暴秦之焚劫。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除汉人史料之外，往往又有人常引用《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谓“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之说为依凭，由此论证孔子喜《易》爱《易》，对《易经》极为重视。又将解释《周易》经文之《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文字皆称为孔子所作，先儒尊之为《十翼》。孔子作《十翼》之说，宋以前几乎无人怀疑，然宋以降，先儒如欧阳修、赵汝楳、姚际恒、崔述等，皆对《十翼》中某些篇章是否为孔子所作而始有质疑。近代以来，尤其进入二十世纪，因受西方学术思想之影响，又因历史观念之更新与研究方法之转换，诸多学人从性质、年代、作者以至于起源上一一对《周易》经文及《易传》十篇进行客观之研究与分析，经多方位考辨，基本得出如下共识：《十翼》之文虽然表达孔子之思想，然并非孔子亲手写成，其文字基本应成于战国时代，当为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撰。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至于四十年代，伴随疑古风潮之兴起，学人对孔子与《周易》之关系又进一步提出质疑。有人指出：《经典释文》记载《鲁论》中“易”字作“亦”，于是将《论语》“五十以学易”一句，变换句读而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此见一出，几乎直接否定了孔子与《周易》有关的直接证据。许多疑古者此后纷纷跟进，认为孔子作《易传》十篇之说，因出自汉人，亦不足为凭。是故孔子之学，是否与《周易》相关，竟亦成为学术史上之一大悬疑。不过亦有学者颇不赞同此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一句，语意不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孔子绝不可能说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这样的话。且夫“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正与《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说“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相合。故由《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之言考之，知《论语》所记，显然应为“五十以学《易》”也。 幸而近当代一大批考古易学文献资料出土与发现，再度有力地证明了孔子之学，与《周易》思想之密切关联。此类文献目前基本整理完成的主要有四种： 一为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与《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六篇传文；二为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简《周易》；三是一九九三年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四是一九九四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进的战国楚竹书《周易》。而此中尤以马王堆帛书《易》资料最为完备。帛书易资料以隶书写成，有经有传，经文卦序与今本卦序全然不同，其卦名与爻辞文字亦多有不同。然帛书六篇传文，其《系辞》篇与今本《系辞》文字虽亦有不同，然思想内容却一致。其余五篇传文，则是两千年来所未见之文字，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同时更有力证明，孔子与《易》之关联莫大。 帛书易传《要》篇如是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行亡,神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诹)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察亓要者，不亓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亓用也，予乐【亓辞也，予何】尤于此乎？”【子赣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赐！吾告女，《易》之道，良安于用而不乐辞，此百生之安于用《易》也。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渐（谗）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智）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 《要》篇所记“夫子老而好《易》”正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之“孔子晚而喜《易》”一说相符。可证《史记》所记之可信。由是亦知，司马迁所谓孔子“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亦必有据之言也。纵使十翼非孔子亲笔所为，亦应如《要》篇所言，当为孔子与其弟子如子贡者论《易》时之言论，再由其弟子记录整理而成。 而后世学人一般只知有“子木受易”（朱彝尊《经义考》），子夏兼通六艺，然由于近年帛书《易传》之出土，我们方知，从孔子受《易》者，《缪和》《昭力》诸篇中还记有多人向孔子问《易》，如《缪和》篇中之缪和、吴孟（又称吴子，可知当时此人之影响力）、吕昌、庄旦、张射，以及《昭力》篇中的昭力等。 《汉书?艺文志》“杂占十八家”中，尚载有《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卷”，然因其书失传，故其内容已无从详察。然《汉书?艺文志》之“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却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今由帛书《易传》要篇之所言知，此《古杂》《杂灾异》《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及子贡之《子赣杂子候岁》等，恐皆体现出孔子当年所传易占之旨。 《要》篇又载：“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贡问孔子，莫非先生亦相信占卜么？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孔子很谦逊，说大概百分之七十都应验。 足证孔子晚年不但喜《易》，且在读《易》研《易》方面下极大功夫。足见易学之魅力，使人深入其中，欲罢不能，所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系辞》语）”。兴许正是孔子那种“行则在囊，卧则在席”读《易》“韦编三绝”反复求索玩味极为热切之态度，竟使得学生子贡均难以理解，故而引发了质疑。也正是因此种质疑，才引发了孔子之畅谈，继续矢志不渝，极深研幾，坚持自己的治《易》路数。甘冒“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要》）”的风险，从而为后人开辟了一条“由筮入《易》”体悟易学心法之绝佳途径。 《要》篇云：“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 据上文而知，孔子学易，是欲体天地之道，以备天道于人事。其虽通占卜，却与一般的巫士不同，“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史巫纯粹为占卜而学《易》，但我却是为体悟大道而学《易》。看起来我们都会占卜，但是我们最后的终极走向截然不同。此即“同途而殊归”之意义所在。《要》篇的记录人员原来竟是采用此种方式，隐秘地告知后人，夫子喜易，并非纯为占卜，却是以筮之法，参赞天地之化育。 依据《要》篇之记录，孔子学《易》有一最大亦是最为关键之感悟，便是人们占卦时是为趋吉避凶，而孔子则认为通过“德性”与“仁义”之修养才会达此“求福”“求吉”之目的。故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其所谓“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即有德行，有仁义，自然便吉祥而有福德，不必求神（寡祭祀），不必占卜（希卜筮）。孔子此论，与老子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何其似也！此种思想，赫然相通耳！同时孔子之此种思想，又与《文言》传释坤卦之辞遥相呼应，其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与《系辞》“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亦正是此种思想之发挥。后人对卜筮之运用才有了“善为《易》者不占”、“《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等一系列将《易》占与德性修养相结合之言论。 孔子何以必须由筮入易？其《系辞》云：“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于帛书《要》篇仍讲“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者，此乃义理生发于象数之铁证也。故孔子由“筮”而入《易》，且“百占而七十当”，他只是“后亓祝卜”而已。 帛书《易》二三子篇中孔子曰：”圣人之立正（政）也，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天地橆菑，民【人】不伤，甘露时雨骤降，民悤相酉易以寿，故曰‘番庶’。”其中“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一句，正含有《周易》占筮之法。 《要》篇又曰：“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细读《要》篇此论，方知《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确为有传之教。干支中即有“水火金土木”之配比，是干支五行运算程序之重要参数。“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实亦即干支六亲之“印绶、官杀、食伤、比劫、妻财”也。如非言说“兄弟”，何以曰“先后”也。 又考之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其《天文训》云：“木生于亥，壮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壮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壮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壮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壮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此五行之“生”“壮”“死”正与干支理象筮法之四正、四统、四墓库相合，亦与干支理象筮法之“三合”相应：“申子辰合成水局，亥卯未合成木局，巳酉丑合成金局，寅午戌合成火局。” 须知淮南王刘安聘请明《易》者九人，撰《淮南道训》一书，据此《淮南子》一书肯定亦有此九人之参与，或受此九人易学思想之影响。由此可见，干支理象学确为渊源有自的《周易》上古之法。 清代大儒李光地奉康熙懿旨编纂易学巨著《周易折中》时，其于书中云：“《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道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卜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故而，李光地特别指出，《易》之本义，正是为“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 李光地之论，意即后世学《易》，竟然分作象数与义理两派，且泾渭分明，互相不越雷池半步。卜筮者以之为筮书，言理者以之为道书。不知由筮悟道，正是《周易》之旨。两者并无矛盾，正是一体者也。 李光地此种对《易》之本义体察与认识，贯穿于《周易折中》始终，亦贯穿于朱熹《周易本义》之始终。故历来之诸多易学家皆明于筮法，受此传统之影响，而尤以宋元明清最为显著。 《千古易人》一书之人物，实亦只是沧海一粟。只因其皆著录于正史之中，便于考详，故余一一罗列出来，加以注释翻译。并统观此中人物，皆无愧《易》学之旨也，虽能“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却不故作高深，甚至招摇撞骗，而莫不尊道贵德，莫不乐天知命，莫不洁净精微，莫不合于孔子“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之论！《千古易人》一书之人物，纵贯殷商一至于清朝，参考大量史书，反复遴选，亦未免挂一漏万。将来或亦可将再进行增补。至于近现代，兼具象数与义理之著名易学家，亦有不少。民国时之人物譬如杭辛斋、尚秉和、钱穆、金克木等诸公，皆精于筮法，他们以“火珠林”筮事，以“射覆”筮物，以“大六壬”占测，人们又将此类卦例或集辑成书，或发布报章，亦成学人之一趣。 余曾与钱穆之子钱逊先生交谈，钱逊先生尝言：“先父在世时，尝谓‘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之思想，恐是吾悠悠古国对世界人类之一大贡献！”钱逊先生十分谦逊，自称尚不知所指者何，然一定并非仅仅是今人所谓之内涵。其间更深之内涵，有待细致研究。余暗忖，钱穆先生所言，或亦正是孔子晚年之感矣。 至于当代，象数义理皆精通者，譬如山大学者刘大钧、山林隐士霍斐然等，皆堪为代表矣。 而通过以上之探讨，今之学人当是乎明矣。孔子于《易》“吾求其德而已”实其多年精研《易》占及梦兆、占候、候星占术后的心得体悟，故曰“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要》），此为孔子对自己自学《易》到精于《易》占所走心路历程所作之最简洁明了之文字归纳。在孔子心目中，由“吾求其德”而臻至“顺于天地之心”，此乃是一个真正精通《周易》及《易》占者之境界也！ 而孔子晚年喜《易》重德，尤与老子心法神契，须知《老子》五千言，通篇尽是道德圭旨，岂不与晚年之孔子所思，相神通者焉？故余以《老子》为切口，意在使人明了“善易不占，行于大道”之旨，当穷神知化之时，亦即是老子所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之境界者也。 刘大钧先生曾言：“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易学研究处于低潮，除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篇关于《周易》成书及哲学思想探讨的文章外，当时不可能有关于筮法研究的文字出现，直至一九八O年代改革开放后，由于当时人们思想上仍有十年‘文革’的余寒，故研究《周易》的文章仍沿着五六十年代的路数走，多在《周易》经传的哲学思想上做文章，这就是为什么港台的研《易》者多为中文系学者，而大陆的研《易》者几乎皆在哲学系的原因。”（《纳甲筮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就文字表皮，何以能期大道？故佛家有不立文字之垂训！古之圣人，则以八卦传以心法，所谓“八卦以象告”：“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故刁钻于文字表皮上，实则亦难以整体把握中国文化之无上精髓要妙。 故孔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静则观其象玩其辞”，“玩索而有得”。终于至圣大成，永范万世。 冯友兰先生曾说：“研究《周易》当然以《周易》哲学为主，但《周易》本来就是一部筮书，《周易》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因此对筮法也要作调查研究工作。”先生又特别指出：“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限于书本上的材料，这是一个途径；此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术士们的传授。” 冯先生又有总结说：“这不是提倡筮法，不过是要搞清历史中的一件事实。” 张岱年先生亦言：“只有全面通晓《周易》的象、数、理、占，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周易》研究者。”（此句转引自刘大钧《纳甲筮法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古人云：“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朱熹亦言：“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便是说《易经》历经了伏羲创制、文王演绎、孔子神通三个时代之后，终于得以光大而于天下万世所风行。 今时学风开明，加之曾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过所谓《周易》热，而实则所谓的热，只是人们的猎奇心理，而与《周易》大道之旨，又相去甚远。有人以为今日之《周易》热，甚至远超历史上之任何一个时期！其实不然，今人对《周易》之理解还远远不够。譬如说，今天《周易》之发展，便很难超越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如汉代。因为在汉代，《周易》一跃而凌驾于《诗》《书》《礼》《乐》《春秋》之上，成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且自此之后，其经的崇高地位即基本确定，直至于近代，历代均无人敢变动这本“天人之学”的学术位置。 正因当今国内的易学研究，言理者多，言象数者少，言象数者多，言占筮者少，言占筮者多，而言德行者更少。故作者有意将《老子汇通》、《干支哲学》、《千古易人》三篇汇成一辑，以供学人深究！ 王者，贯三才之道而为一也。天地人三才，对应《老子》、《干支》、《易人》三篇。 《老子》之思想，以道莅天下，至高无上，应之于天，可升华学人境界； 《干支》之学问，探性命渊薮，以人为本，应之于人，可启迪学人智慧； 《易人》之典故，谓之三不朽，厚德载物，应之于地，可促进学人修为。诚如我的博客铭所言： 我不是卜者。读书是为了开阔胸襟，启迪智慧，升华境界，促进修为。我只是以《周易》为主线，贯通百家，以八卦定格局，统观世界。以独立的人格，养浩然之正气，回归于本心。我的需求并不大，能生存即可。挣钱不是目的，只是顺带的结果，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明白了《易经》的道理，做什么都能成功，而不必给人算命。算命不是根本，革命才是终极。《易经》的伟大，不在于仅仅做一些无谓的预测，而在于人心的教化，以臻于天人之境。天地间最大的风水，不是风水，而是人心。政治是安平泰，教化为育圣贤。我的人生追求，是为大本复原。 刘大钧先生曾赠言于余：由筮入易，乃传统治易之根本门径。微言大义、洁净精微、道化谦亨。君子有终，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谓之知易者也。知圆知方、知行知藏，知得知丧，是谓知也！《易经》弥纶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立足宇宙，光耀芸芸众生。此即余所谓“天人视野下之终极关怀”耳！愿所有读者，均能从中有悟。继绝世，兴绝学。则我民族之光，必当重华也！ （廖彬宇 癸巳初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