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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舒艺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锦官城的一个四月春夜，或许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被免去参议官的陆游在所寄居的城西南浣花溪畔，奋笔写下了这样一首《病起书怀》：“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一场病一晃就是二十多天，病后初愈的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他一定不是第一次读了，但这一次不禁又读出几分“通古今之变”的意味。 两朝老臣诸葛亮，心系社稷，一片忠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宋代大诗人陆游，尽管距离京城千里之外，为一介寒素之士，却同样自警自励，“位卑未敢忘忧国”。由此，让人不由得想起同为宋代人的政治家范仲淹《岳阳楼记》里的那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身处何时何地，一以贯之的，依然是忧心苍生社稷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向来极其看重“家国”二字。有意思的是，在上下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种情感与情怀的延续，在很大程度上恰是由诗文的形式传扬和传承着，并穿透时空，呈现在今天的人们面前。 最是诗中家国情。 家国情怀，在古诗文中有着最广泛的体现。再说回到陆游。曾有人做过研究，陆游是古代写诗留存最多的诗人，一生留下近万首诗作，其中有一半抒写家国情怀。其实何止陆游，中国历史上这样的诗人、诗文不胜枚举。还是在锦官城，还是在浣花溪畔，在陆游之前四百多年的唐代，一位诗人在他所栖身的草堂里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位诗人就是一代“诗圣”杜甫。那个八月的深秋之夜，怒号的狂风卷走了草堂屋顶上的茅草，诗人禁不住感叹身世漂泊、世道艰辛，然而，他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不幸，更为天下所有读书人呼喊：如何能得到千万间宽敞高大的房子，庇护贫寒的读书人，让他们开颜欢笑？诗人最后甚至说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广阔、伟大的胸怀。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家”与“国”从来是一体，不可分割。明代的顾宪成撰写过一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当时天下读书人关心家国大事、树立家国情怀的座右铭。从《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负大任，从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舍生赴死，从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念念不忘，从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义气……展开古诗文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满是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构共振。 “不学诗，无以言。”当我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古诗文这种形式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特别是青年一代家国情怀的形成，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这在以“救亡与启蒙”为时代主题的近代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处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的那一代人，儿时启蒙多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必是从小浸淫在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读着、听着文天祥、岳飞等英雄的故事长大，因此，当国家和民族遭遇灾难时，他们像祖先们一样，如同那些诗文中所抒发的，大义凛然地写下慷慨诀别的《与妻书》，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豪言…… 时光流转，家国情怀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在今天的时代里，再读一点这些经典的古诗文吧，惟愿那份绵长的家国情怀永远赓续，在一代又一代的心中生根发芽，传承恒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