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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啸 今年5月27日，复旦大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的校庆，为庆祝校庆，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专门再版一批复旦著名教授的代表著作，其中，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是其中一部。 作为先生门下唯一的研究生和曾经的学术助手，协助出版社整理再版先生的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写上几句感念的话，以表达学生对先生的思念之情，也完全合乎情理。 先生原名炳坤，子展是他的字，1898年4月14日，他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先生就读于私塾，后入长沙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五四”运动后，曾在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进修两年，后因病辍学，回到了湖南，寄住在长沙船山学社及湖南自修大学，此后，先生相继在湖南多所中学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7年“马日事变”，因遭反动派通缉，先生逃到上海，以写作杂文维持生计，幸应田汉之邀，入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授。1932年后，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初是兼职，1937年后被正式聘为专职教授，同时兼任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50年。此后一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近代文学、古代文学史及《诗经》《楚辞》研究。 先生早年曾创作了大量的杂文，是三十年代文坛著名的杂文大家。《申报·自由谈》刊登的杂文中，以数量计，先生的杂文堪与鲁迅并肩，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先生在《申报·自由谈》合订本“序”中写道：论述《新青年》后杂文的发展，《申报·自由谈》不能不写，它对杂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先生是这个报纸副刊的经常撰稿人，他的《遽庐絮语》专栏很受读者欢迎。据《申报·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说，该副刊的作者稿酬，最高者是鲁迅和陈子展两位。林语堂办《人间世》，他最欣赏两位作者——曹聚仁和陈子展。 先生也是最早重视近代文学研究、并于二十世纪初问世近代文学史著作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于20年代末问世后，广受好评，学界人士只要提到近代文学研究，必定讲到这两部近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它们起了很好的开山领头作用。唐弢先生在谈《申报·自由谈》时，曾专门提到陈子展先生是近代文学专家。曾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的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在评述二十世纪近代文学研究的专文中说，陈子展先生的两部近代文学研究著作，弥补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之发展》中未及论述的部分，他认为，陈子展先生是可与鲁迅、胡适、郑振铎、阿英等并列的中国早期近代文学研究专家。 先生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主要体现于他的《中国文学史讲话》（三册）和《唐宋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和多篇学术论文。他的文学史研究绝不人云亦云，在在多有自己个人的独到见解，且其时文学史研究在中国还属早期开创时期，他的这些论著的问世，无疑起了先导作用。他的一些单篇研究论文，言人所未言，多有独家之说。如《关于中国文学起源诸说》一文，系统梳理了历来对文学起源的多种说法，并一一作了评骘。又如《八代的文学游戏》一文，看似阐述八代的文学游戏，实则是对八代文学创作从文体形式与内在意蕴作了精到的阐释，具有谐中寓庄的特色。 先生毕生用力最多、功力最深、成就最大的方面，是《诗经》《楚辞》研究，他曾说，自己“一生所在，唯此两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先生之所以会花大力气于这两部书，原因在于，他认为历代许多学者都没能科学而正确地认识和诠解这两部上古时代的诗歌集子，为此，他既要和古人“抬杠子”——指谬正讹、去芜存精，也要和今人作辨论——辨必有据、辨伪求真。先生的《诗经》研究开始于三十年代，告段落于八十年代，期间先后问世《诗经语译》《国风选译》《雅颂选译》和《诗经直解》，以及《诗三百解题》，而以《诗经直解》为代表作，该著兼及注释、今译和解题三个部分。学界认为，先生的《诗经》研究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是二十世纪当代《诗经》研究公认的大家。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于六十年代，其目的在于还屈原与《楚辞》的历史真面目，同时对历来的楚辞研究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突出的是，先生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人类社会发展相结合，融入了历史、神话、考古、文化、地理、政治、军事、天文、动植物等多种学科，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属于他个人独立研究和思考的独到见解，其治学特点体现了：不苟同，不苟异，不溢美，不溢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他的《楚辞直解》一书，确立了他在当代楚辞学界的地位和影响，他被聘为了中国屈原学会顾问，并被列为二十世纪八大楚辞研究大家之一。 这里，特别想对先生的《诗经》研究多说几句。先生的《诗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世于30年代的《诗经语译》，1934年，他先是兴之所至，试译了《诗经》中“国风”部分几首，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等处，此后，一个偶然的因素，触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便问世了《诗经语译》一书，由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第二阶段，50年代出版《国风选译》与《雅颂选译》，这是他在前一阶段单纯今译的基础上进了一步，对《诗经》作品作了较为详尽的注释与解析，只是同《诗经语译》一样，两部《选译》没有包括“诗三百”全部作品，它们分别由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同年问世。第三阶段，80年代集大成的《诗经直解》出版，这是先生在前三书的基础上，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奉献出的一部“诗三百”全部作品的注、译、解全本，也是他毕生研治《诗经》的结晶，此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诗三百解题》，这部近九十万字的宏著，是《诗经直解》的姊妹篇。 总体上看，先生的《诗经》研究大致分为上述三个阶段，但实际上，他为研究工作所做的各项准备，却早在青年时代即已开始。那时，他曾有机会寄住于长沙船山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这使他有机会阅读、接触了不少刚传入中国的西方理论著作，其中有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丹纳的《艺术哲学》、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这些书籍使他眼界顿开，尤其是恩格斯的著作，给他启发不小，为他后来解剖《诗经》提供了钥匙。与此同时，在决意研治《诗经》后，他又广泛浏览了与《诗经》有关的大量书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诗经》本身直接相关的，它们是历代的《诗经》注本，先生读了几百种，并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本子作了精读和参酌比照；二是与上古社会经济、政治、语言、文字、地理、历史、风俗、科技等有关的典籍与研究论著，它们包括历代重要的史书、丛书、类书，以及现代学者的相关论著，同时还包括历年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先生对自己的研究风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遍世上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决不妄下结论。他的这种有目的的广泛阅读，为他正式着手研究《诗经》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而他的沙里淘金的治学态度，使他的研究结论，更能逼近文本的客观实际，更符合历史和社会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先生才对《诗经》有了属于他个人独到的总体看法，这些看法，既从《诗经》本体出发，努力用历史唯物论作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与解释，也尽可能地汲取与融合了两千年来包括古人与时贤对《诗经》的不同诠释与见解，而这些都在《诗经直解》一书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选择这本书作为先生的代表作予以再版的原因。 对于两千年来陆续问世的历代《诗经》注本，先生指出，它们虽然都有参考利用价值;却也不免门户之见和宗派情结，给本来就难以“确证”的《诗经》蒙上了层层迷雾，使人真伪难辨、不知所从。鉴于此，先生对历来的所谓今古学派、汉宋学派等作了批判总结，他提出，不管今古文学还是汉宋之学，从《诗》学源流上看，都是“同源异流”，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今人研究《诗经》，必须打破这种传统的门户宗派之见。先生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审慎抉择的态度，他将历代的各派各家，作了爬梳剔抉，从而决定取舍，择善而从。需要指出的是，与古人及今人各种注本相比，先生的《诗经直解》，有着独特的体式：原诗与译诗上下并列，便于对照阅读；译文力求正确、畅达，努力保存原始风味与民间习气，不刻求再创造；注释汇集前人成说，兼采近人新见，博观约取；解题(“今按”)尽力切近诗本义，扼要评述“诗序”与反“诗序”诸说；“韵部说明”方便读者了解诗韵。先生之所以如此安排体式，乃是取了历代注家的长处，又体现了兼顾普及与提高的用心：既使一般读者借助本书的今译、注释，能读懂、弄通《诗经》，大概了解其内容与风格特色；又使研究人员省却了不少翻检之劳，借助此书可获得较多资料，便于参酌对照，从中获得启示，有助深入研究探讨。而且，他的属于提高部分的内容，融汇众家之长又自称一家之说，其中不乏精辟论断，无论宽度与深度，都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先生研治《诗经》的苦心孤诣也由此得以毕现。 毫无疑问，先生是二十世纪《诗经》研究的大家，《诗经直解》一书的学术价值值得一版再版，供海内外读者认真参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