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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部当代心灵史，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当代人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取向。翻阅抗战时期报刊我们可以发现，杜甫和杜诗是当时大家讨论的文化热点。正如老舍1939年1月8日《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在内江沱江中学的讲话》所说：“我到了四川，家在河北，我们用什么来传达感情？自然就会想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十个字来。上面这两句把离家的情绪一切写在里面了……”（《老舍全集》第16卷）不仅是这两句诗，杜甫其人其诗都成为当时文学评论的重要对象。 作为一个杜甫研究大家，冯至早年并不喜欢杜诗。但抗战时期奔波流离的生活改变了他的文学趣味。冯至说：“我个人在青年时期，并不了解杜甫，和他很疏远，后来在抗日战争流亡的岁月里才渐渐与他接近，那时我写过一首绝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句句真。不识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从此杜甫便成为我最爱戴的诗人之一，从他那里我吸取了许多精神上的营养。”（《祝〈草堂〉创刊并致一点希望》）不仅是冯至，动荡的时局和流离的生活使许多文化人容易与杜甫产生心灵的共鸣，许多人因而喜欢上了杜甫诗，在创作上也有不少人学习杜诗。萧涤非任西南联大教授，生活仍多艰难。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伤心合在来时路，稚子娇妻又一方。”（《题峨眉山雷音寺居止》）真切地体会到杜甫当年因贫困分居的痛苦。1946年，抗战胜利后，萧涤非离开昆明抵家乡南昌，作《归抵南昌》一诗：“不图有命得还乡，老杜当年喜欲狂。”1937年钱钟书《读杜诗》：“漫将填壑怨儒冠，无事残年得饱餐。饿死万方今一概，杖藜何处过苏端。”身处乱世，与杜甫心境时有契合会心之处。 离乱的抗战时期，经历生与死、荣与辱、血与肉的考验，人们与杜甫异代而心通。杜诗的内容写的好像就是当下的现实，一样的时代，一样的离乱，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呼唤，杜甫成了抗战时期广大民众的代言人。冯至《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就说从杜诗里读出了时代的声音：“从‘生还今日事，问到暂时人’的诗句中读出的是‘流亡者的心境’，从《悲陈陶》《悲青板》《春望》等作品中读出的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异代而心通，是战乱的时代把冯至和杜甫连在了一起，品读杜诗，冯至读出了时代的痛楚和人民的呼声。刘大杰的传世名著《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抗战期间在上海写成的。对于杜甫诗的思想内容，刘大杰说：“他能用他的理智，去细细地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旁人的苦乐。”认为杜甫是“全民众全社会的代言人”。战乱时期，尤其需要通俗浅易的白话诗，所以刘大杰主张民歌式的乐府诗，要求诗人做平民诗人，在他看来，杜诗语言就有这一特质。1944年，历史学家翦伯赞作有《杜甫研究》一文，认为杜甫是“为贫苦大众，为变局的时代而哭叫”。翦伯赞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杜诗，充分肯定其写实性。对于这一点，有不少学者有同感。1935年钱钟书《秣陵杂诗》：“非古非今即事诗，杜陵语直道当时。”也是点出杜诗的写实特点。（吴中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