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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文学自觉不宜提得太早，因为文学的自觉首先需要人的自觉。中国文学的全面自觉，只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真正完成。具体理由如下： 一、生命意识的增强。中国人对自身个体生命存在及其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西周到两汉，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者，如屈原、司马迁等，对于个体的生命价值有初步的确认和强烈的渴求。但从普遍来说，在礼乐文化背景下，人的依附性很强。到了汉末，儒家一统的文化结构受到强烈冲击。《古诗十九首》有对人生的拷问，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李泽厚《美的历程》说“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 二、文学价值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称文章是“不朽之盛事”，就是对文学与人生价值的探讨。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虽然有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但他毕竟生活在“人的觉醒的时代”，对个体的生命和文学的价值有自己的思考。《序志篇》说：“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刘勰认为，“宇宙绵邈，黎献纷杂”，个体要“拔萃出类”，只有靠“智术”，也就是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自己著《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是“立家”，即要自成一家，也就是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三、个体情感的重视。魏晋南北朝，儒家一统的文化格局被打破，个人情感的抒发空间得到重视。陆机《文赋》提出“缘情观”，就体现这一时代的文化信息。到刘勰《文心雕龙》，“情”得到更多的阐发，如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登山则情满于山”，“情饶歧路”，“情数诡杂”，“情变所孕”；“情动而言形”，“情性所铄”等。这些“情”的具体内涵各异，但刘勰重视“情”的自由抒发是毫无疑问的。 四、文学形式美的张扬。语言形式是文学的本体，在礼乐文化背景下，语言形式即“文饰”是受到限制的，所谓“文胜质则史”，但在文学觉醒时代，文学形式得以张扬。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指出：“‘文’的内涵越来越纯化，越来越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丽’的艺术特征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如曹丕《典论·论文》即提出“丽”的文学主张。《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专门展开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讨。刘勰认为，“立文之道，其理有三”，分别指形文、声文和情文，如果说“情文”属情感内容范畴，那么“形文”“声文”则归语言形式范畴。 五、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增强。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也有一些谈论文学的文章，但都是针对某一部著作或某一种文学。曹丕、陆机等人的文论则针对的是文学的多方面问题，文学批评的全面性加强。到《文心雕龙》，其思考的文学问题更是全面。刘勰甚至对他之前的文论都表示不满，认为它们“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自身结构的全面性和体系性，关涉到文学系统的各个环节，体现出对文学规律的探讨进一步深入。（吴中胜，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