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谪居儋州三年，留下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东坡书院。图为书院内东坡居士塑像。苏晓摄   坡仙笠屐图 明·宋濂题 在唐宋以来的历史文化名人当中，像潮州人敬仰韩愈一样，儋州人最喜爱苏轼。 不只是儋州人或者海南人，其实几乎每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没有不喜欢苏东坡的。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崇高地位，还有他的文人风骨和人格魅力。苏轼的一生是诗意的。如果按照现代的学术门类加以评定，他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几乎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宋朝以后的文献里面，有关他的一切印记，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 接触过古典诗词的中国人，对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名句都非常熟悉。其中，“大江东去”的豪迈，“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洒脱，“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深情，都让人怦然心动，过目难忘。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绝美诗词，多数都是在谪居之地写成的。在后人的想象中，苏轼与他的人生遭际，仿佛经历过地震海啸的遗迹上面，夜空中一轮皎洁的孤月，破败荒凉，对应着纯真美艳。“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是苏轼被一再放逐的路标，也是足以令人绝望的命运下行线。儋州，在9个世纪以前，处于中原文明之外，海外蛮荒之地。这是苏轼坎坷人生的重要节点。苏轼被这样极端的困苦，足足熬磨了三年。 海南万里真吾乡 花开花落，云聚云散。时间的界面回放到900多年前，即公元1097年，宋哲宗绍圣四年。 这一年的二月，谪居惠州的苏轼，倾其所有，新建了一座住宅，名为白鹤新居。白鹤新居西可远眺惠州西湖，东可遥见黄墙青瓦的寺院僧楼。“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乔迁之喜，加上与子孙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春天里的苏轼喜不自胜。他为此写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言绝句：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就是苏轼此时此地的心情。这首诗前两句是写实的，年近六旬须发花白的苏轼，千里跋涉，终于到达贬谪之地。刚刚安顿下来，家人也能团聚了，本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可是苏轼的痔疮病发作得很严重，加之惠州入夏酷热，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所以说完“霜风”，就说到“病容”。可是接下来趣致一转，明明听到了钟声而且被吵醒了，却说“家人向我通报，因为知道苏先生春睡正美，不忍心打扰，附近道观里的值夜人，五更例行敲钟的时候，手底下特意轻慢了许多”。 这就不仅仅是诗意栖居的问题了，这首诗辗转传到京城，据说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尚尔快活耶？”于是朝廷下诏将苏轼再贬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章惇和苏轼曾是好友。据史料记载，章惇为人豪爽，但心胸狭窄。因苏辙弹劾过他，便怀恨在心，并迁怒于苏轼。 颠沛流离的苏轼，席不暇暖，又被贬谪到儋州。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章惇选择儋州这个地方，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的缘故。而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如此荒诞的理由，后世之人没有不为之愤懑的。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62岁的苏轼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走到梧州的时候，苏轼突然得知弟弟苏辙被贬雷州，而且也在报到的路上，尚未走出滕州，距离百里左右。 苏轼决定加快脚步，一路疾行，追赶苏辙。兄弟二人在万里之外的异乡能够相聚，可谓悲喜交集。据说兄弟俩相伴而行，一走就是数日。有一天他们来到滕州的一家小酒店歇息，店里只有做工低劣的汤饼，也就是热汤面片。养尊处优惯了的苏辙，看着脏兮兮的碗筷和“粗恶不可食”的汤面，便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而苏轼却毫不在意，风卷残云，片刻吃个精光。还跟苏辙调侃说：“你想仔细品尝这美味吗？” 我们无法想象北宋年间的面片汤，它的粗糙是何种感受。推想当时的研磨技术，面食应该远不如现代的精细，什么都能看得开的苏轼，尚且都要采取不嚼快咽的策略，其低劣不堪便可想而知了。身陷绝境，却能坦然面对，谈笑自如，苏轼这种乐观旷达处变不惊的心态和境界，也难怪千百年来，让人深为叹服。 苏轼在雷州和弟弟相聚了四天，又忍痛而别，挥泪南下。临别少不了叮嘱苏辙要放宽心态，保重身体。“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纵使千百年后的今日，想象一下他们两人生离死别，各奔苦难前程的凄然情景，依然如在眼前，令人痛心。 孤帆一片，载着苏轼父子，驶向茫茫无际的大海。苏轼却在诗中这样表达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儋州驿道，路旁儋耳山仿佛横空出世，拔地而起。危岩峭壁，奇峰怪石，迥异中土。农历七月初二，苏轼父子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行程数千里，抵达儋州被贬之地。他在诗中写道：“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苏轼来到了儋州，来到了他想象中的海天之外，异域的景象是如此新奇。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即便在遭受贬谪的厄运之中。 风烛残年，万里投荒，苏轼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他觉得这一去是再也无法踏上归途了。在赴海南途中，他给弟弟苏辙寄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可见苏轼已将海南当成了自己人生的终点、最后的归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 溪边自有舞雩风 昌化军（儋州）的军使张中，对苏轼很是照顾，把他奉为上宾，盛情款待，还时常与苏过对弈达旦，苏轼在一旁观棋不厌，一派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高雅光景。 当时，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幸亏遇到侠义的张中，使得初到儋州的落魄文豪，心里总算有一份慰藉。苏轼在后来赠给张中的诗中说：“海国此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可惜好景不长。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半年多，苏轼的政敌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听说这个情况以后，派人来到儋州，将苏轼父子逐出官舍。后来又罢了张中的官。 自己好日子结束了不说，还连累好人丢了官，苏轼一时十分沮丧。据说好友佛印一度要来海南看他，他写信回绝，称自己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不得已之下，他只好用手里仅存的一点点积蓄，在城南面的桄榔林下，买了一块薄地，并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好在海南的黎人淳朴善良，豪爽好客，经常有人给苏轼父子送些吃的、用的。 据儋州史料记载，苏轼在儋州三年多的时间里，向当地的黎族百姓传播中原文明，可谓不遗余力。 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这里的农业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水平，荒地极多，收获甚少。遇到疾病不请医生而相信巫师。人们思想封闭，文化落后，疾病流行。而且祖祖辈辈都直接饮用沟塘里的积水。苏轼克服了起初语言不通的困难，极力劝说当地黎族百姓，以农业为生存的根本，指导大家耕作的方法，并写了《和陶劝农六首》，真诚地告诉大家：“听我苦言，其福永久。” 他耐心地教化大家讲究卫生，指导当地人勘察水脉，掘土打井，人称“东坡井”。从此人们不再饮用沟渠浊水。 苏轼是墨的制作与鉴赏的行家。当时的海南缺笔缺墨，尤其是墨，十分昂贵。苏轼小品文《书潘衡墨》中记载，金华墨商潘衡来儋州制墨，得到的松烟很多，但是墨的质量很差。苏轼教他把炉灶与烟囱之间的距离拉大一些，让炉灶再宽大一些，结果得到的松烟虽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但是墨却比以前更黑，质量更好了，这就是著名的“海南松煤，东坡法墨”的由来。 苏轼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当地人以山芋为主食，父子俩自创了一道美食，名曰“玉糁羹”。并以诗记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在吃的问题上，苏轼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冒险家。《闻子由瘦 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吃鼠类也就罢了，居然蝙蝠也敢吃，再怎么入乡随俗，这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有一次，当地的土著百姓送来一些生蚝，父子俩把它们剖开，把肉放进锅里，突发奇想，倒进一些酒煮了起来，味道十分鲜美。边吃边嘱咐儿子苏过不要对外人谈起，“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为了一道美食而求贬孤岛，估计也就苏轼想得出来。可见其沧桑阅历的背后，藏着一颗充满童趣的心。 在儋州，苏轼还结合气候条件与生活起居，发明了养生三法，即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后来写成《谪居三适》，虽然写的是生活小事，却体悟颇深，予人启迪。当时海南岛由于开化较晚，生产条件落后，稻米无力自给，只能靠北方供应。为了度过“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日无”的艰难日子，苏轼和儿子参照古籍中的龟吸之法，通过调整呼吸吐纳，平衡能量的摄入和消耗，锻炼精气神，效果颇佳。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海南三年，苏轼共创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写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从黄州开始动笔的《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他的物质需求是那么容易满足，生活是那么自得其乐。寒冷潮湿的冬日，屋里升起炉火，他便感觉“先生默坐春风里”。正午的阳光照射轩窗，让人昏昏欲睡，正是“欲觉犹闻醉鼾声”。这是何等的怡然自得啊！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如此超然洒脱的诗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现代人的一次意兴盎然的免费旅游，根本看不出一个被贬谪者的愁闷心情。 让苏轼最为惬意的，是他的载酒堂。这里不仅有“鱼鸟亲人”的怡悦，还有“载酒问字”的神圣和庄严。 珠崖从此破天荒 载酒堂，是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而命名的。到了清代，进士王方清和举人唐丙章在此掌教，“载酒堂”才改称“东坡书院”。 表面上看，“载酒堂”是苏轼与朋友饮酒求乐的“会所”，实际上，是他以文会友、“问奇请益”、敷扬文教的地方。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实现了中原文明和海南文化的有效对接，是海南文明进程的重要标志。 在儋州的三年时间，苏轼不遗余力地传播着中原文化。其中最显著的贡献，是亲手培育了几个优秀的本土学子。此前，海南一直没人参加科举考试，中原地区也一直没有海南人为官。 在这些学子中，有几位是苏轼非常满意的。像笃学上进、侠义好客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词义兼美”、忠厚正直的琼州“佳士”姜唐佐等人。苏轼的“载酒堂”就是张中和黎子云兄弟倡议集资，并在黎子云祖宅边修建的。后来，苏轼成了黎家的常客，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饮酒，这给苏轼枯燥苦闷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 来自琼山府的学生姜唐佐，是当地学堂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一面认真教书，一面潜心读书。可惜几次参加科举，均屡试不第。这其中有诸多原因，比如偏僻闭塞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语言不通，以及长途跋涉、水土不服、状态不佳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海南孤悬中原之外，师资力量不足，中原文化渗透不够。得知苏轼被贬儋州，姜唐佐便带着老母亲从琼山赶来拜师，并一直侍奉左右，深得苏轼真传。姜唐佐气质不俗，文风磊落大方，错落有致，很有中州之风。去广州应考前，苏轼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河南汝州，顺路拜会苏辙。苏辙把哥哥在北归途中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姜唐佐拿出老师题字的折扇，苏辙补写了这首七绝的后两句：“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对苏辙表示不再参加任何考试，回到家乡开办学堂，把老师播下的中原文化火种继续播撒下去。后来，姜唐佐回到家乡，开坛讲学，终老乡里。 有了姜唐佐的“破天荒”，才有后来海南的人才辈出。从此以后，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共出举人767人，进士97人。《琼台纪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在海南的五公祠内，人们专门设了一个苏公祠，世世代代纪念他。 由于受到苏轼的影响，现在儋州人崇尚读书，读书人之间经常诗歌唱和。甚至这里说话的尾调颇似四川方言，被称为“东坡话”，体现了人们几百年来对苏轼的深厚情感。 北宋至今，海南出现了许多文化名人。明代的海瑞是海南琼山人。被誉为“20世纪伟大的女性”的宋庆龄是海南文昌人。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历史故事就发生在海南。 苏轼流放到海角天涯，吃尽千辛万苦，就他个人的命运而言，无疑是不幸的。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给海南带来了中原文化，传道授业，移风易俗，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这对落后闭塞的海南来说，实为难得的机遇。所以后人曾发出“东坡不幸海南幸”的感慨。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然而儋州人对苏轼的仰慕与怀念，却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所留下的人文印记，即使经历千年风雨，也不曾磨灭。他与儋州大地和当地百姓的这段“鸿雪因缘”亦将永载史册，流芳万古。 余生欲老海南村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6月20日，65岁的苏轼在儋州生活了三年零九天之后，终于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真的要走了，此时苏轼的心情却异常复杂。既有将与子孙团聚的喜悦，又有对儋州父老的不舍。他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深情：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以诗明志，把海南当作故乡，而把出生之地蜀州看成寄生之地。可见苏轼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异乡的土地和这里的人民。“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这首诗是苏轼在海南最后的作品，题目是《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 第二年的6月11日，苏轼在路过镇江的时候，游览了金山寺，看到寺里自己的画像仍在，于是在上面题写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第一句说自己年事已高，形容枯槁，内心平静，不再有恩怨，不再有波澜，就像木头燃烧之后化作冷灰。第二句说自己一生在官场颠沛流离，就像离岸的小舟一样，身不由己，不知所如。而后两句则让人为之一振。按照常理，三次贬谪应该是他心底永远的痛。然而恰恰是这最难熬的逆境，丰富了他的内心和阅历，使他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写作、思考、喝酒、赏月，品味世情，感悟人生，展现出他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几次贬谪，都是以失意开头，以诗意结尾。 人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苏轼遇赦北归时，构陷他的宰相章惇因为反对徽宗即位，被贬谪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怕苏轼报复他的父亲，便写信请苏轼手下留情。苏轼马上回信安慰他们，并把自己在岭南生活的心得和经验告诉章援，还嘱咐他岭南缺医少药，要给父亲多带些药品，以备不时之需。章援见信后，深为苏轼的宽宏大度和古道热肠所感动。苏轼给章援的回信，被林语堂先生称为伟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 《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在此着重强调了君子应有的风貌，这就是古代仁人志士的操守，也是苏轼的生活态度以及思想境界的根源。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诗文使人灵透，信仰使人坚定。充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正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对于海南儋州而言，苏轼的存在，是天理昭彰，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耀眼之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的这两句诗气势雄健，展示了一个以圣贤为榜样的人，颠沛流离之际，对仁慈恻隐、节义廉耻的持守。 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其处境之困苦，使命之艰巨，心态之昂扬，意志之坚强，人格之伟大，从“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到“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苏轼，再到“旌旗十万斩阎罗”的陈毅，从书生意气，到革命家的情怀，可知这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始终都是蓬蓬勃勃川流不息的。 星移斗转，倏忽就是千年。今天我们重读苏轼，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让我们高山仰止，他融坚毅、豪放、豁达于一身的高贵品质，对黎民百姓的火热深情，更值得我们学习。由此想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而历经苦难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他们始终没有被敌人战胜，没有被困难压倒，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作者：陈耀辉 系吉林日报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